轉載 工人階級談社會困境

作者 獨立工會

二零二零年

區塊鏈:對數字極權的強化還是抵抗?

區塊鏈是一種基於密碼學構建的分布式共識系統。強大的現代密碼學中的數字簽名技術,再加上分布式系統去中心化的特點,使得區塊鏈擁有難以篡改的特性。

區塊鏈誕生之初,因為其去中心化、難以篡改、不受管製的特性,被人們認為是對抗日益增長的數字極權的利器。區塊鏈最著名的應用即是比特幣(Bitcoin)。比特幣並不是實際儲存在某一臺機器裏的某一個數值,而是以無可篡改的交易記錄(賬本)的形式儲存在所有比特幣區塊鏈的節點中。比特幣沒有國界分別,跨國轉賬不會受到任何管製,難以追查,因此成為一個不受控製的資金跨境流動甚至洗錢、低下交易的渠道。區塊鏈難以篡改的特性也使其成為了一種對抗網絡審查的工具。在北京大學學生嶽昕反對性騷擾的事件中,她寫的文章在中國互聯網上被屏蔽,有人就把文章記錄在以太坊(Ethereum)的主鏈中,成為了無法被刪除的存在。

區塊鏈的這些不利於國家控製的特性,都中共不想看到的。中國政府一方面禁止發行新的虛擬幣,禁止在中國開設虛擬貨幣交易所,下發文件要求逐步淘汰虛擬幣挖礦產業;但是另一方面又不斷出現政府站臺支持區塊鏈產業的事情,直到現在習近平本人親自提出要發展區塊鏈;看似自相矛盾,其實背後有其自己的考量。

區塊鏈在中國的火熱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虛擬幣。由於虛擬幣去中心化的轉賬原理與波動強烈的價格,成為了一個在中國少見的不受管製的投資領域,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大的金融隱患。而中國官方想要的也並非區塊鏈無法管理的特性,他們想要的是以區塊鏈透明、難以篡改的特性來加強自己的管製。

“不可追蹤”與全面追蹤

人們常說區塊鏈“不可追蹤”,但這是建立在區塊鏈可以自由加入的基礎上的,這樣的區塊鏈被稱為“公有鏈”。以比特幣為例,用戶可以隨意生成多個隨機的比特幣地址,以區塊鏈節點的匿名性保證了不可追蹤性。而比特幣的交易記錄是保存在所有節點中,不可篡改的。而在另一種區塊鏈“私有鏈”中,加入區塊鏈成為節點的資格是可以被一個集中化的機構控製的。區塊鏈失去了匿名性,自然也就失去了不可追蹤性,反而會因其透明性成為一個人人都會被追蹤監視的系統。Facebook試圖推行的虛擬貨幣Libra就是這樣一個系統,只不過Libra並不是被政府控製,而是被幾家加盟的大企業聯合控製。我們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國央行不斷示意要發行的那種數字貨幣是比Libra更加集中、且掌握在政府手中的一種區塊鏈。每個中國人都會被分配一個獨一無二的地址,錢的動向將是完全透明,直接被央行掌握的。屆時所有中國人使用這種數字貨幣進行的一切活動都會完全處於政府的監控和管製之下。

貨幣並非區塊鏈唯一的應用。習近平提到了數字金融、物聯網、智能製造、供應鏈管理、數字資產交易等多個領域,要求“加快區塊鏈和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等前沿信息技術的深度融合……積極推動區塊鏈技術在教育、就業、養老、精準脫貧、醫療健康、商品防偽、食品安全、公益、社會救助等領域的應用”,“要推動區塊鏈底層技術服務和新型智慧城市建設相結合……提升城市管理的智能化、精準化水平”。在區塊鏈的幫助下,數據在被收集時就可以被記錄上鏈,無法在之後被修改、刪除,繞開復雜低效的官僚系統,直接可供高級決策者查閱。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應了習近平雖然不斷強調共產黨幹部要“不忘初心”,但又始終無法真正信任他們,只能借由區塊鏈來保證信息的準確性。但是這種想法恐怕很難達到理想的效果——原始數據的收集和錄入、區塊鏈的集中控製都是要人去做的,而這些工作又還是只能依賴官僚系統來完成。

區塊鏈作為一種技術,和任何其他的科技一樣,可以用來對抗極權,也可以用來強化極權。社會主義者反對將區塊鏈用於侵犯個人隱私、加強數字極權的做法。只有在一個工人民主控製的社會主義社會中,區塊鏈技術才能在政治透明、言論自由領域發揮出最正面的作用。

約 1/4 女性曾遭遇家暴——實情恐將更嚴重

近期多起社會新聞令中國家暴問題又一次引起公眾關註。在中國,2 0 1 0年,24.7%的24~60歲已婚婦女遭遇過配偶家暴;2013年11月聯合國人口基金一項針對2000余名男性的調查顯示,約52%男性承認曾向女性伴侶施以肢體暴力或性暴力;最高人民法院2015年監測到的277件被報導的家暴個案中,女性受害者占82%,其中未成年受害者亦有54%為女性。中國在此方面的統計數據嚴重殘缺不全、經常未有更新或可信度欠佳,因此實際情況相信還要嚴重得多。

反家暴法

中國的反家暴法案已於2016年生效,但執行度一直很弱:受害人平均要遭受35次侵害後才會報警,家暴認定率不足4%,保護令申請率不足20%。由於經濟因素,大部分受暴女性仍選擇向家人、親戚或朋友尋求效果有限的援助,而報警或上法院的少部分則常面臨不管三七二十一“勸和不勸分”的狀況。與此同時,不堪長期遭受家暴因而反抗殺死配偶的女性卻有1/5的可能面臨死刑(含死緩)。這也令反家暴法案更多成為中共改善自身形象,同時促進家庭與社會穩定的一個工具。

盡管中國有逾2000間家暴庇護所設置,它們在 2016 年一年也僅提供了149 人次庇護服務,且服務水準低落,令尋求庇護的女性更為恐懼。對受暴女性保護的薄弱也釀成一系列家暴致死案。從2016年3月到2017年10月,被披露的家暴致死案件有533起,635名成人和兒童死亡,其中絕大多數是女性。除此之外,中國女性還要面對遭陌生人搶劫、毆打、侵害、殺害的風險。這些只有在中共政權需要時才會被大量報導,而在其他情況下的中國媒體,我們能看到的中國社會只是淩晨兩三點走在大街小巷很安全的景象。由此可見,為資本主義服務的法律、警察和媒體對受暴女性並不友善,而相關公共服務對受暴者也難有充分保護。

2018年11月,中國演員蔣勁夫被爆出家暴時任女友中浦悠花。盡管許多中國網民嚴厲譴責蔣勁夫,也有不少人憑某些報導指中浦悠花自作自受,或因為中浦是日本人,借民族主義情緒為暴力辯護。而其他家暴案中,受暴女性也常被責問為何不早點脫離關系。這表明社會輿論中不乏譴責受害者的言論,而這類言論的產生也與資本主義製度崇尚個人責任而忽略結構性壓迫等環境影響有關。

在資本主義社會,一男一女結合的核心家庭不只是一種社會關系,它更是經濟單元,與私有製和父權製一同產生。而新一波的全球女權鬥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征是強調工人的集體鬥爭,這在#MeToo運動中美國亞馬遜和麥當勞反對性騷擾的工作場所行動以及反對性暴力的大規模罷工有所體現,而這些運動也影響到了中國。

1949年中國革命後,在生產資料公有製的基礎上,婦女能夠廣泛參與公共服務工作,社會地位一度顯著提高,更有“婦女能頂半邊天”的說法。唯隨著改革開放進行,女性逐漸回到家庭的無償勞動中,而以限製女性自主發展為目的的“女德班”也應運而生。即使步入職場,女性也比男性更易面臨低薪、不穩定工作和因生育而遭遇歧視等問題。中國對女性墮胎的限製並不嚴厲,但這只是因為政府長期實施計劃生育政策。在適齡勞動力減少、高齡人口激增的狀況下,政府轉向鼓勵生育,部分地區甚至變相限製墮胎。女性的這種被貶低了的地位,致使她們在透過剝削勞工滋生暴力的資本主義社會下更易成為暴力的受害者。

女權運動被打壓

2015年,“女權五姐妹”計劃在三八婦女節前舉行反對公共汽車上性騷擾的活動,但遭拘留超過30天並不斷受到警方審訊和虐待。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政府最終退讓,但這已說明在中國的一黨獨裁體製下,女權運動會被認為對政權帶來更大潛在威脅,因此難以像大部分國家那樣大規模公開化進行。一定程度的地下化工作將十分必要。在這種情況下,女權運動需要一個反威權主義取向,並與女工在其中發揮重要作用的新生工人運動相聯系。除了反對中共獨裁統治,訴求言論及新聞自由,令公眾有機會了解女性真實受暴情況外,由於資本主義本身正是與父權製交織在一起、以剝削為原動力的體製,對於廣大女性也是威權主義的,我們還需反對支撐中共獨裁統治和性別歧視的資本主義,並提出一個團結所有受壓迫者、令全體女性能夠在經濟上獲得解放的社會主義願景。

新冠肺炎肆虐 疫癥危機惡化!

源於武漢的“新型冠狀病毒”現正以驚人的速度蔓延。中港兩地的民眾都近幾陷入恐慌。隨著疫癥加速蔓延,加上醫療專家警告病毒的傳染性正在增加,使其他地區更為擔憂。由於政府封鎖資訊,使中國大陸的疫情更加惡化。由於過去在沙士、毒奶粉、假疫苗處理危機的手法惡劣,政府普遍不受民眾信任。

就連習近平政權都承認疫情“嚴峻”。在中國之外,約20個國家出現確診個案。而國內的確診及死亡個案不斷攀升 。直至現時為止有80人死亡,2,700確診個案,兩天內增加一倍。與過去一樣,政府最初對疫癥的反應是封鎖新聞、屏蔽網路資訊,根本是徹頭徹尾的罪行。當局嚴重低估了疫情的嚴重性,因為政府關心的只是“維穩大過天”。許多網民在社交媒體要求撤換並懲處武漢的領導官員,因為自12月第一宗案例確診以來,他們呆等消息、按兵不動,為的就是不打擾1月初舉行的湖北省人大政協會議!控製疫情的寶貴時機被白白錯過了。根據香港大學病毒學研究專家管軼所言,控製疫情的黃金機會已過,現在連封城防疫的手段的作用也很有限。

事態發展的速度驚人。1月20日首次確認人傳人的感染個案,而三日後當局決定將武漢封城,禁止出城的交通。再三日後,當局進一步封鎖超過20個城市,受影響的民眾超過6,000萬人。火車、飛機、渡輪、巴士全部停駛,車站由武警駐守。

習近平及黨政高層被迫要親自坐鎮指揮抗疫工作。由於專製政府的下層癱瘓,完全未能作出即時回應(這個狀況比起2003年沙士危機更嚴重),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皆抱著“不做不錯”的心態,生怕會讓獨裁政權丟臉。“習皇帝”集大權於他一人手上,使地方政府沒有北京的命令皆不敢輕舉妄動。

香港政府也依循了同一個規律做事,完全作為一只被擺佈的扯線公仔,沒有任何獨立決策的能力。林鄭政府的反應比其他中國城市更為遲鈍,在更遲的時間才落實禁止中國高危地區的旅客入境等緊急措施。在中國大陸、日本、南韓政府皆呼籲國民穿戴口罩的時候,香港政府卻拒絕呼籲市民穿戴口罩。衞生署署長陳漢儀更說,市民參與普通社交活動時並不需要戴口罩。港府去年10月訂立的《禁蒙面法》,但被高等法院判決違憲,現在為保面子,在疫癥蔓延的狀況下仍堅決進行上訴。

醫療系統長期資源不足,現在急需大量額外資源來應對危機。現在有工會號召2月3日進行罷工。社會主義行動全力支持這場罷工,並呼籲各行業的工人、工會以及正式成立工會的籌委動員工人。我們反對警隊加薪,並將公帑投入到抗疫的緊急措施,包括為醫療人員提供充足的保護裝備(據報衛生署有超過1,000萬口罩庫存,但公立醫院的前線員工卻沒有足夠的N95口罩)以及有足夠的隔離病房。我們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任何囤積炒賣,包括口罩或食物,並要求政府撤回對於《禁蒙面法》的上訴。

現在應該全面封關,禁止任何人經中國入境香港(不論是中國內地居民還是旅經中國的旅客),立即停駛高鐵,防止疫癥蔓延。同時,社會主義拒絕本土派利用今次癥疫,製造針對大陸人的族群主義排外情。任何種族的人都可以感染新冠肺炎,成為受害者。

香港工人及工會需要互相支援,在每一個職場成立抗疫委員會,選舉員工代表與管理層談判,確保企業采取具體措施,將員工及公眾健康放在第一位。

員工亦應有權拒絕在疫癥期間到中國公幹,並有在家工作的權利,或是彈性工作時數來避免繁忙時段的人群聚集。我們不能夠相信政府或老闆會顧及我們的利益。我們需要抗爭來爭取這些權利,透過組織和發展工會及職場委員會。企業應該要為所有員工提供口罩、消毒設備、改善清潔、以及在受薪時段進行資訊會議。

香港工人和工會也應該支持中國大陸工人相應的行動,去改善他們的權益,並組織工會去爭取充足的保障及資源來渡過危機。在武漢等疫癥城市裏,醫護員工在缺乏資源下的艱難狀況下付出的努力與犧牲,都讓我們悲憤。香港表達的工人聲援,並且示範在職場建立委員會,都能夠啟發中國大陸工人為自己的權利去抗爭。當政府明顯已經不可依靠時,由下而上組織的集體行動就是對抗這場疫癥危機的最強力量。

香港的工會應該立即動員並就以下訴求抗爭:

在所有公司成立抗疫委員會
員工有權在上班時間內參與抗疫委員會工作
員工有權拒絕到中國公幹
員工有權彈性上班或在家工作
要求政府撤回《禁蒙面法》上訴
停止警隊加薪,為醫療人員增加大量緊急資源

再瞞疫情 引火自焚

新冠肺炎疫情對中港的影響

顯然,這次新冠肺炎疫情徹頭徹尾的證明了,中共獨裁政權根本完全沒有汲取十七年前非典型肺炎疫病的經驗教訓,再一次在眾目睽睽之下重蹈覆轍。而這次所造成的危機和影響,更遠比沙士嚴重得多。

首先在疫情本身,新冠肺炎的新型冠狀病毒的傳染能力遠遠強於沙士,整場沙士疫情全球共約八千宗感染病例,而現時(二月九日)中國國內確診病例已達37251宗,過去數天確診病例每天新增三千宗新癥,意味著僅三天所出現的新感染病患就多於沙士半年的全球感染數字。加上這種新型病毒有著極強的隱匿能力,如有感染者無任何病征,以及在十四天的潛伏期間已有著傳染能力,而造成大面積的社區傳染。

對香港而言,林鄭倔強而偏執地拒絕全面封關,雖現時未開始大規模社區傳染,但已見端倪。已有近期無出入境紀錄的港人染病個案出現,基於病毒極強的隱匿傳染力考慮,袁國勇表示一旦香港大規模社區爆發可能高達140萬人感染,以現時中國官方公布的2.1%死亡率計算將有近三萬人死亡,這表示將會是香港史上死亡人數最高的災難!

另一方面,可以預期新冠肺炎疫情將造成比沙士更嚴重的經濟損失。中國早在去年已面對經濟下行壓力,加上下半年貿易戰所造成的打擊,2020年的經濟環境早已不被看好。在沙士期間,中國GDP年增長速度達12%,當時仍然強勁的增長勢頭迅速吸收及克服了疫情所造成的1-2%GDP跌幅。 但現時情況早已今非昔比,多家國際評級機構將對中國2020年的增長預測下調至4-5%,甚至有人警告可能降至2%。而新年伊始,中共政權就再一次搬起石頭狠狠地砸自己的腳。03年的沙士疫情尚且未有全面封城的舉動,而現時已有數十座城市被全面封鎖或半封鎖,工廠停工、店舖停業。而且疫情橫跨整個農歷新年假期這個傳統重要消費旺季,但現時全國重要城市人心惶惶,街頭行人疏落蕭條。

工業生產亦受損嚴重,各大型工業園區及工業企業叫苦連天。鴻海富士康設於深圳及鄭州工廠原計劃於2月10日復工,後來遭當地政府否決,復工無期。這表示不僅影響富士康工業園區數十萬工人生計,更波及上下遊產業數以百萬計的從業員。而這並不僅限於富士康一家,亦不僅限於中國國內,韓國現代汽車生產線宣告暫停,原因是中國生產的零件供應中斷。全球旅遊業也受到影響,40家航空公司已停飛往中國的所有航班,包括美國三大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司和漢莎航空,香港航空已宣布裁員400人及要求地勤放2星期無薪假;國泰亦要求所有員工放3星期無薪假。可以預見,香港經濟衰退的情況最遲不過八九月將會見到市面受嚴重影響。

而令人憂慮的是,中共會否為保經濟而挺而走險第二次隱瞞疫情,以求盡快恢復全國經濟活動,避免經濟衰退?尤其是眾所周知中共的所謂“執政合法性”過去二三十年大體建基於其“經濟迅速增長”之上,經濟衰退意味著“執政合法性”的動搖。因此,中共現時可謂進退惟谷:繼續停工,疫情未知何時得以控製,但必然得全面承受經濟停擺損失;強行復工,尚未得到控製的疫情將更猛烈地擴散,勢必招至全面民怨,同樣危及自身政權。習帝除了望天打卦期望疫情盡快受控讓自己得以脫身以外,無計可施。

與此同時,率先披露疫情消息的李文亮醫生之死亦觸發了中國網民要求落實言論自由的訴求運動,甚至提出了仿傚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網上輿情一時失控。疫情的黑暗將會是中共專製垮臺的歷史性轉折點。這場危機所造成的損害永遠無法恢復,因此我們必須竭盡全力建立一個新的工人階級運動,以一個民主工人階級綱領——一個社會主義替代方案——來挑戰中共的獨裁資本主義製度。

新冠病毒燃起對中共獨裁的群情反彈

“他們在說謊,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他們也知道我們知道他們在說謊,但是他們依然在說謊。”

溫州是在前所未有的封城中被封鎖的數個大城市之一。在網上發表該評論的溫州居民強調,隨著新型冠狀病毒以驚人的速度蔓延,整個中國都感受到了爆炸性的憤怒。

截止2月11日,已確診的感染病例超過43,000,死亡人數達到1,018,每天增加逾100。中國政府聲稱,疫情將在2月的第一個星期達到高峰,而現在看來這說法完全脫離現實。海外和香港專家警告說,高峰期可能要到4月或5月才能來臨。許多科學家對中國官方報導存疑,表示被感染的人數可能比官方數據高出10倍。

該病毒攻擊呼吸系統,5周內的死亡人數比2003年沙士(SARS)疫情中6個月的死亡人數還要多。現時的危機表明,中共獨裁政權完全沒有從17年前的疫情中吸取教訓。更糟糕的是,習近平8年執政的兩大特征是專製統治的強化和“一人獨裁”為表現的極端權力集中,導致中國政府對疫情的反應更加遲鈍。

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自己製造了一場新的歷史性危機,並且深陷其中。即使這不是去年情況的重演——在香港造成百年不遇的危機,之後在臺灣造成類似影響——都已經夠糟糕了。

這場疫情註定成為中美沖突的又一個戰場。在情況急遽惡化、進一步加劇了與美帝國主義的史無前例的大國鬥爭之時,危機已經開始削弱中國執政精英們的信心,也打擊了其先前對中共的專製資本主義製度的堅定信任。負責挽救中共統治的“強人”習近平,現在似乎更像是觸發其衰落的人。美國評論員利明璋(Bill Bishop)說,該政權對疫情拙劣的處理手法使“習近平和中共已接近1989年以來我們所見到的生存危機。”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的短暫進程是暴露地方官員的官僚主義癱瘓和處理不當的表現之一,而掩蓋疫情的根源在於裴敏欣所言的中共的“病態的保密工作”。隨後,北京下令進行嚴厲鎮壓,以展示權威,但發覺為時已晚——如果其巨大的安全機關沒有圍捕並恐嚇那些試圖警告社會危險即將來臨的人,中共本來可以很快作出反應。

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

結果是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化為一體。自1月23日春節前夕,中共政權實施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封關,有6000多萬人——相當於整個意大利的人口——居住在被封鎖的城市中。全國各地居於城市的數千萬居民被關在家中,受到嚴格限製,每天只允許一名家庭成員外出購買必需品。

被隔離的城市,如武漢(疫情發源地),已經猶如戰時狀態,居民遭受嚴重的苦難,醫療用品嚴重短缺,在資金不足且不堪重負的醫院外大排長隊。北京理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胡星鬥將這種情況描述為“世界末日”,並將檢疫條件與60年前的大饑荒作比較。

隨著工廠和辦公室陷入停擺,數以千萬計的工人被迫放無薪假。新年假期在全國大部分地區延長了10天,在某些地區甚至更長。由於學校被迫停課直至另行通知,因此教師也將領不到薪水。

全新檢疫規則和旅行限製遍及全國,來自內陸省份的數百萬移工的行情受到阻撓。一段在網上瘋傳的影片顯示,一對分別是貴州人及重慶人的夫婦,在車中被困在連接貴州省和重慶市的一座橋上,因為兩地政府中斷兩地交通,使他們不能去對方的城市。

有千萬人在其他省份生活和工作的湖北工人,面臨歧視甚至迫害。正如《紐約時報》袁莉報導指出:“在努力控製疫情蔓延的時候,地方政府顯示出他們更善於裝得忙忙碌碌,而不是去尋找解決方案。許多政府想方設法追蹤甚至驅逐湖北省的居民,以阻止冠狀病毒的傳播。”懲罰或迫害他們可能會迫使這些工人躲藏起來,使抗擊疫情變得更加困難。

人權觀察稱,習近平和政治局常委采取的強硬措施“過於激烈”。中國大部分地區已停止運轉。這給中國的國家體製帶來了新的壓力,不同地區實施自己的隔離措施並相互爭吵,而沒有協調緊急資源。

雲南省大理市截獲了一批運往重慶的口罩,引發了兩地政府之間的爭端。官方媒體還報導說,青島海關人員扣押了從韓國前往沈陽市途中的醫療用品。青島當局聲稱這是對沈陽官員的報復,因為他們沒收了一批運往青島的物資。這些事件在社交媒體上引起了厭恨和憤怒。

“人禍”

“這就是一場人禍”,社交媒體上的一篇帖子很好地總結了疫情。盡管網路審查員在全力刪除這些內容,但這種對政府的批判如一份泄漏的內部政府報告所述,如今已是“洪水般襲來”。

2月6日,“散播謠言者”、武漢市中心醫院的醫生李文亮去世,令反政府情緒再上達到新高度。1月3日,李文亮被警方強迫簽署訓誡書,說他警告同事有類似SARS的新型病毒,發布“不實言論”,使其他武漢醫務人員噤聲。

遭訓誡的武漢“散播謠言者”都是試圖發出警告的醫療專業人員。消息傳出後,事件在社交媒體上激起怒火。李文亮此時已感染了冠狀病毒的,中共不得不以溫和的態度對待他,並允許他接受媒體采訪。最高人民法院甚至聲稱李文亮不應受處罰。他去世後,北京從國家監察委員會派出了一個小組,對負責處罰李文亮和其他醫生的武漢官員進行調查。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對他的離世表示“深切哀悼”。

中央政府的這些舉動是試圖遏製和平息群眾不滿,將責任向下推向武漢官員,為將來進一步審查和迫害“散播謠言者”做準備。去年習近平政權在香港的任何戰術上的讓步,並不表明路線改變,而只是試圖爭取時間以繼續強硬的威權統治。

在接受《財新網》的最後一次采訪中,李文亮作出非常溫和的批評:“我覺得一個健康的社會不該只有一種聲音,不同意利用公權力過份幹預。”這句話現在從墳墓中回響,纏擾著習近平政權。

至於由國家控製的媒體首先在2月6日宣布李文亮去世,然後再否認,再在2月7日再次宣布他去世的做法,也是另一個不太聰明的掩蓋真相的手法。想必,中共龐大的宣傳和審查機器需要更多的時間來準備編造不實消息。

這則新聞在網上引發了前所未有的反政府憤怒情緒。數以百萬計的人分享了有關李文亮的帖子,還有數以千萬計“我要言論自由”的標簽,在遭審查之前就獲得數千萬閱讀量。對於中共而言的不祥之兆還有,有網民影射香港示威,就大陸的“五大訴求”在微博上廣為傳播。

這些事件對中國乃至全球經濟的打擊可能遠遠超過SARS疫情的影響。2003年,中國GDP僅占世界GDP的4%,而如今已占16%。去年中國GDP成長便占全球GDP成長逾30%,對全球增長起決定性作用。在特別考慮到全球經濟的脆弱之時,並不難設想疫情成為全球陷入衰退的轉捩點。

至於本來已陷入衰退的汽車業更遭遇重創。由於缺乏中國供應商的零部件,現代汽車在韓國的所有汽車廠都關閉了。如果中國的問題持續下去,歐洲汽車製造商將面臨類似的壓力。中國的汽車廠和其他主要行業目前長期停工,尚不清楚何時恢復正常生產。

但是問題更加嚴重。疫情如果持續的話,恐將刺破中國房地產市場的巨大泡沫,並可能引發銀行業崩潰。作為中國第五大城市武漢,在過去的兩年中,這座城市的房價翻了兩番,是不可持續的泡沫的典型案例。

“有錢人被嚇得要死,不敢在外面亂跑。”一位駐北京的房地產經紀人對英國《金融時報》說:“沒人上班。建築工地都封閉了??影響肯定不小。”

武漢:災難時間線

在危機的最初幾個關鍵周,武漢政府的所作所為完全錯誤。他們逮捕舉報人並令他們噤聲,包括試圖警告潛在疫情的醫護人員李文亮,甚至向前線醫護人員隱瞞風險。現在大量醫務人員已被感染,單單武漢其中一家醫院就有40名受感染員工,也成為公眾憤怒的另一個原因。

據估計,在1月1日至20日期間,有500萬人離開武漢前往中國其他地區,卻不知道自己可能帶菌者,也沒有被提醒要采基本預防措施,包括戴口罩、定期洗手和避免公眾聚會等。

1月18日,就在該市被完全封鎖並禁止所有外出旅遊的前幾天,武漢官員在百步亭社區舉辦了40,000戶家庭的宴會。如今,百步亭擁有13萬居民的數十棟樓上貼有“發熱門棟”的紅色官方告示。《財新網》引述當地居民的抱怨,即使他們的房屋被認定為“發熱門棟”,政府官員仍未告知他們應采取什麽預防措施。

聯合國機構世界衛生組織(WHO)於12月31日從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官員獲悉,武漢爆發了“不明原因肺炎”。一周後,該病毒被命名為2019-nCov。這個時間線暗示,在武漢政府錯誤背後是中央政府行動的遲緩。面對大量對中共獨裁政權犯錯的証據,世衛還是贊揚其處理疫情的表現,甚至稱贊“中國的體製”和習近平“卓越的領導力”。在中共在國內遭遇巨大反對聲音之時,日內瓦的少數官僚的討好式支持是一個小小的安慰。

革命性的震蕩

北京現在正處於嚴峻的止損階段,試圖保護“習帝”的形象,並將所有責任歸咎於武漢政府和警方。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承認當前形勢是“對中國製度和執政能力的重大考驗”。

中共利用鋪天蓋地的宣傳和公關措施,采取了所有的“維穩”措施,以創紀錄的速度建造醫院,並宣布了與新冠病毒展開“人民戰爭”。盡管武漢市新建了兩家醫院,政府表示相當於增加13,000張床位,但這仍然不夠。據獨立機構估計,武漢市擁有多達190,000感染者。

北京最近安排了718.5億元人民幣的緊急資金抗擊疫情。但在同一周,它為銀行業和股票市場註入了1.2萬億元人民幣,避免市場崩潰。兩者之差反映出中國統治者真正效忠於哪個階級。

情況會如何演變?安德利尼(Jamil Anderlini)在《金融時報》認為:“如果新冠病毒無法在未來數周內迅速獲得控製,整個事件可能成為中國的切爾諾貝利(香港:切爾諾貝爾,臺灣:車諾比)時刻:獨裁者的謊言和荒謬暴露無遺。”

許多中國網民也提出了相同的觀點,將其與1986年切爾諾貝利核災難進行比較。這場核事故是破壞了蘇聯斯大林主義政權的基礎的一個重要事件。安德利尼也將李文亮與自焚的水果販子布阿齊茲(Mohamed Bouazizi)進行了比較,認為現今中國與2010年突尼斯有相似之處,而後者是突尼斯革命以至阿拉伯革命的觸發因素。

顯然,中共政權已進入1980年代後期以來最嚴重的危機。 3月兩會現在可能因疫情而取消,其真正原因更像是避免異見者在自編自導的會議上發聲。

由於對習近平的領導的分歧不斷加劇,幾乎肯定會重新燃起中共和執政精英的內部權鬥。這最終來說也是社會基層中的憤怒情緒的反映。如果疫情在短期內未得到遏製,並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則可能引發新的危機,並可以帶來新一場更大的危機,甚至有可能造成革命的後果。

馬克思主義者與國際社會主義道路(ISA)在中國支持者的任務,是幫助工人階級和青年中最先進的階層做好政治準備。中國的人道危機、經濟危機和政治危機喚起建設一種替代中共獨裁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真正民主的工人階級出路的迫切需要。

新冠肺炎:對抗疫癥大流行是階級問題

全球資本主義正眼看著股市崩盤,數以兆計的美元在過去5天蒸發,許多交易眼睜睜看著2020年來所有收益付之一炬。實體經濟的情況可能更加嚴重,旅遊業在全球GDP扮演重要因素──世界各地航空公司今年估計將損失300億美元,但這只是冰山一角,這是全球化時代的第一場重大的疫癥大流行,將加強當前的去全球化趨勢。

習近平說,這是自1949年以來中國最嚴重的公共衛生危機。他的政權對這整件事處理得一團糟,卻還被資本主義世界擁護獨裁製的評論員稱贊為“強而有力”的領導。中共將無法從這次打擊恢復威信,但中國革命危機的進程卻可能由此展開迂回復雜的道路。

目前,中國有3,000名醫院員工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而且基礎設備依然短缺。數以千計的平民被困在自己的家裏至今已有一個多月,如果他們未經許可外出將遭到逮捕。但是截至本周,如果暫且相信可疑的中國官方數據,那新冠病毒已經在中國以外傳播得比中國裏面還快。韓國和義大利這兩個名列前茅的世界經濟體,再加上伊朗,現在已淪陷成最新被列為高風險的國家。

中國是全球GDP增長的最大貢獻者、石油和商品的主要價格設定者,以及全球供應鏈的經濟樞紐,中國的這些經濟角色意味著經歷長達一個月幾乎完全工業停擺之後,這場危機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破壞將比官方公開承認或意識到的還要嚴重得多。有些中國經濟學家甚至敢站出來承認, 2020第一季甚至上半年的經濟將會呈現零增長或甚至負增長。

工人組織必須趕緊采取積極姿態,要求國家緊急防疫政策(如果還真有這種東西)完全透明公開並受到民主控製。與疫癥大流行的鬥爭到底是個階級問題!現在急需在受到民主控製公有製下製定出緊急計劃,才能有效生產醫療設備、防護衣、病毒測試工具、人道檢疫設施,並加速研究與量產疫苗。世界上多數國家都正遭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對於公共醫療體系的屠宰掠奪,找不到有任何地方能滿足大規模流行病層級所需的資源。我們應該扭轉這般局面,建設工會落實工人職場防疫措施、保障在家工作的權利、對抗裁員和無薪休假。這次的疫癥危機就像所有資本主義危機一樣,我們都拒絕將成本轉嫁到工人和窮人身上,來保護資本家和股市寄生蟲的利益。

中國:超過1700名醫護人員染上新冠肺炎

新型冠狀病毒爆發以來,中國的醫療系統也遭遇超負荷的挑戰,以疫情發源地的湖北武漢最為突出。多所醫院出現人手、資源不足及醫護人員工作量過大的情況:一些醫護人員沒有時間去廁所而必須使用尿布;一些醫院醫療物資短缺;有影片顯示,一名武漢人在當地醫院能夠見到醫生之前需要排隊10小時。實際上,早在1月下旬,一名醫生接受《三聯生活週刊》采訪時已經指出,各個醫院的承載能力到了極限。有些醫院沒有足夠的檢測新型冠狀病毒的試劑盒,有些醫院則沒有檢驗的條件。隨著疫情惡化,口罩、防護服、消毒液等物資的短缺造成的醫護人員防護不足,導致全中國逾1700名醫護遭感染(其中湖北武漢就有1102名),更有6人死亡。

為了應付疫情造成的床位短缺,中國於武漢迅速興建了“火神山醫院”和“雷神山醫院”,於2月初啟用,聲稱均可提供上千張床位,用來救治確診患者。另外武漢市也借用武漢體育中心等13處公共場所設立“方艙醫院”收容輕癥患者。然而被官媒極力吹捧的“火神山醫院”,卻沒有氧氣插口、心肺監測插口等必要設施,內部構造也被形容猶如集中營;“雷神山醫院”則存在天花板漏水等施工品質問題;“方艙醫院”更只是將被收留者集中隔離,且允許被收留人員集中跳“廣場舞”,妄想以此令輕癥患者迅速康復,卻不知很可能加劇病毒人傳人、造成疫癥進一步惡化。

在疫情爆發的最初幾週,當局堅持認為人傳人的可能很低,很大程度上令醫護人員得不到充分防護,而在初期揭發疫情的醫護被警方以“造謠”處罰、醫護人員不得公布病例數字等輿論管控也使社會大眾沒有足夠的警惕。一線醫護人員付出了相當高的代價,而醫護人員遭感染也增加了醫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

短短幾天內,成千上萬的建築工人簽訂建設新醫院的合同,然而這些工人嚴重缺乏防護,經常不得不簡單清洗後就重複使用口罩,且工地衛生條件惡劣。環衛工人的工作壓力也急遽增加,且承受不起不上崗的懲罰——一天沒有上崗將被罰款150元,而這比兩天工資還要多。此外,公共交通停擺意味著包括醫護人員在內的許多工人上下班會遇到麻煩,也大幅增加了本就分配不到足夠防護物資的出租車司機、送餐員和社區工作人員的壓力與風險。

保證政權穩定

面對群眾問責怒火,中共政權設法將責任向下推給武漢地方政府,免除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等人的職務。2月8日,中央政法委秘書長陳一新抵達武漢,親自坐鎮防疫指揮部。2月12日湖北單日激增14840宗新冠肺炎案例的同時,上海市委書記應勇調任湖北省委書記,濟南市委書記王忠林就任武漢市委書記。然而陳一新乃政法系統出身,被部分分析人士認為將采取有力措施嚴控媒體和網民言論;應勇與王忠林也均非先前傳言的醫學或技術背景官員,而是具有公安背景。這三人均被視為習近平的子弟兵。習近平在政權內憂外患、自身面對黨內權力鬥爭壓力之時平息民怨、保證政權穩定而已。

如同2003年SARS,中共政權對癥情爆發的反應充分說明了中共只有在問題瞞不住的情況下才承認問題存在,並在群眾憤怒威脅中央政府時裝模作樣地撤換幾個地方官員,並在媒體宣傳“成績”以安撫群眾。然而面對疫情的持續惡化,越來越多的群眾不會再受矇騙,而是意識到必須推翻中共一黨獨裁政權。在職場組織獨立工會捍衛勞權的訴求將會得到群眾支持,對曝露於病毒之中的醫護工人和垃圾收集工人來說更是生死問題。在世界各地的工人運動,包括香港和臺灣的,應該支持這一想法,並支持中國工人贏得此一重要的民主權利。資本主義無法提供重要的公共服務和抗疫物資,所以將藥劑及醫療設備行業民主公有化也在這場危機中變得更迫切。抗擊疫癥也要抗擊極權統治和資本主義製度。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期間中共對輿論的操縱

2020年開年以來,中國群眾就持續飽受新冠肺炎疫情之苦。不僅出行受限,日常生活所需物資在多個省市也陷入短缺,群眾不滿因此與日俱增。在疫情最初的關鍵周,中共試圖對此隱瞞,為此處罰眼科醫生李文亮等疫情吹哨人,給他們扣上“造謠者”的帽子。而隨著疫情擴大到掩蓋不住,為了平息民怨、轉移群眾視線,除了撤換幾名地方官員外,中共政權也試圖在社交媒體將輿論導向對自身有利的方向。

中共國信辦頒布“網路信息內容生態治理規定”在三月生效,封鎖大量公眾號,企圖鎮壓網路的言論“革命”。強大的網警系統也無法審查所有訊息。《東營網》“網警郭琪琪:睡4小時,刷微信20小時”的報導不但沒有收到宣傳效用,反而引起網路一片反感的聲音。抗疫至今已有17名警員死亡,其中包括時任泰安市公安局的網警李弦。據媒體報道,李弦倒在辦公桌旁,雙手仍在鍵盤上,而電腦屏幕上顯示著未完成的最後一份工作日誌。

1月22日,《環球時報》發表社論,批評武漢政府反應遲鈍,提及一些地方政府優先考量“避免形成社會恐慌”,因而防疫措施不充分。疫情發酵到武漢封城後,最高人民法院在官方微博發表文章稱,聽信李文亮等人發布的“謠言”對防控可能是好事。李文亮去世後,官媒也紛紛表示哀悼、致以敬意並訴求全面調查事件。防疫中的簡單粗暴做法導致多起沖突後,多家官媒轉載公安部消息,發表社論反對地方防疫人員的暴力行為。

亦有報導或社論呼籲拒吃野味、譴責囤積口罩、責成地方官員不得瞞報疫情,但這些文章無一例外將問題推給地方政府或個體民眾,而從不質疑中央政府。即使在中共不得不作出微小讓步的情況下,於新浪微博的“我要言論自由”標簽與效法香港反威權運動的“五大訴求”仍舊被刪。官媒發表具有批判或認錯意味的文章仍只是為習政權減壓,民眾哪怕質疑中共專製都仍然不被容許。

胡蘿蔔加大棒

2月7日至16日,公民記者陳秋實與方斌因披露武漢疫情而分別被“強製醫學隔離”與“被消失”,法學家許章潤批評習政權而被軟禁,社會活動人士許誌永和李翹楚亦因發表直指中共專製的言論被捕。結合自己的宣傳機器以及對異議的打壓,我們可以說中共再度向世人展現了“胡蘿蔔加大棒”的手法,重演了2008年四川地震和毒奶粉事件後發生的情況。在這兩個事件中,中共懲處數名下級官員,並囚禁試圖揭露真相的異議者。

傳遞“正能量”同樣不可少。2月初習近平發表“加強輿論引導工作”講話後,正面報導逐漸占多數。火神山醫院興建後,《新華網》聲稱其詮釋了“中國速度”。18日,中共中央政法委下達文件,要求各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抖音等新媒體平臺,加大“激發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工作。自此,歌頌中央政府、強化愛國主義的宣傳源源不斷。習政權為了保證經濟成長而欺騙群眾,爭取各地盡快復工,也可能說明中共高層內部鬥爭因疫情變得更為劇烈。

有關新冠病毒的各種陰謀論與假新聞一個接一個冒起。中共政權一直利用社交媒體帶風向,聲稱病毒源於野生動物、人類感染新冠病毒始於有人食用野生動物,但是病毒從武漢P4病毒研究所流出的說法一直在網路流傳,並且無法確定真實性。《南華早報》報導,中國科學院的一個研究小組指出該病毒並非起源於武漢華南海鮮市場,而是“從其他地方傳入”。新冠病毒為人工合成等傳聞也在中文社群造成一定影響。陰謀論與假新聞幾乎無助於群眾了解真相、抗擊疫情,反而使政權更有理由升級對媒體報導與網路言論的管製,但它們的存在也反映出對資訊不透明的中國政府的極度不信任。

如果沒有群眾自下而上的壓力,中共控製的媒體報導的真相、發布的批判文章會比現在很有限的數量還要少得多。社會主義者認為唯有工人群眾親自終結中共獨裁統治,並將大眾媒體收歸公有、透過民主機製管理,媒體才能真正幫助公眾發聲、了解真相,社會輿論也不再輕易被操縱。這一訴求需要連結到終結億萬富翁和資本家對經濟的統治,因為他們對利潤的追逐與人民的需求嚴重相抵觸——中國政府如此,對疫情應對不善、掩蓋並低估疫情威脅的全球各地“民主”資本主義政府亦如是。

中國:工人階級是真正的英雄

自第一例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以來,在各個省市之間交通封鎖、基礎設施停擺、地方和中央政府一片混亂之下,中國的工人階級們艱難維持著城市最基本的運轉,在最前線同包括病毒在內的一切醜惡作鬥爭,也承受著最為沈重的傷害。

無私的抗疫支援

和中共獨裁政權想盡辦法封鎖消息抓捕所謂“造謠者”、地方政府排斥外地人並向民眾鼓動地域歧視、而在防治工作上束手無策相比,中國工人階級則是無私地全力支持疫區人民。在上海美迪康醫用材料公司的口罩廠,來自各行各業的誌願者自發地組織起來生產口罩支援湖北疫區,工人們平均每日工作12個小時,一晚生產的口罩超過三萬,無償向疫區輸送。在“快手”上來自全國各地的勞動者們發布的視頻裏,從農民到流水線工人和卡車司機,無私的勞動者們用最樸素的情感向武漢和各個疫情嚴重的地區表示支持,無償捐贈和運送水果、蔬菜等食物和防護服等醫療物資。

在火神山和雷神山的醫院工地,弱電,焊工,暖通,裝飾工等不同工種的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時兩班倒,卻有很多被欠薪,“不知道給多少工錢,不給錢就當是誌願者了。”中國的工人階級是樸素而無私的自發而無私地團結起來。而中共獨裁政權的宣傳則企圖將工人階級的血汗成果騎劫為民族主義宣傳,在火神山和雷神山醫院建造直播上塑造拜物教式的偶像宣傳,鼓動人給叉車、吊車、挖掘機等機器打榜,展示忽視其背後日夜辛勞的千萬工人們。中共獨裁政權永遠不要妄想可以借此轉移視線,避免工人階級和他們的勞動付出匹配的待遇。

惡劣的衛生條件

中國的工人階級為同疫情作鬥爭作出了巨大的犧牲,而他們無私奉獻之時自己的生活環境和衛生條件則是惡劣至極,這恰恰是病毒迅速傳播的重要原因之一。按中國誌願者的調查報告,作為中國最發達城市之一的廣州,僅有1/3的環衛工人口罩完全由單位派發,不但數量嚴重不足,而且規格也不符合防疫要求,近70%的環衛工人每天只能用不到一個口罩,近10%的環衛工沒有佩戴口罩上班,同時防護手套、消毒液等其它防疫設備也嚴重短缺,許多工友表示對此聞所未聞,這毫無疑問使得長期戶外作業的環衛工人曝露於一個極易感染的環境之中。

由於各類商店在疫情下紛紛關門,奔波於一線的快遞員、外賣員們運送醫療物資、餐飯和商品的負擔變得更重,也提高了他們染病的風險。但絕大多數快遞員上崗前沒有經過任何防疫培訓,公司發放的口罩防疫不達標,沒有手套、護目鏡,甚至只給快遞員每天一個一次性的防塵口罩。中國最主要的快遞公司“四通一達”(申通、圓通、中通、百世匯通、韻達)多為承包製。一些承包站點的老板不但拒絕為快遞員提供防護,甚至任意克扣工資,韻達快遞的深圳龍華某站點還出現了開出“負工資條”的情況。

2月8日,有網友在微博上反映全家被村幹部拖往湖北天門銳風服裝廠隔離的信息,除了中共官僚的粗暴和草菅人命外,服裝廠的狀況則另一面反映了中國工人究竟工作、生活在一種怎樣的衛生狀態:“……臟亂差,床板發黴,空氣中彌漫著一股臭味,沒有消毒和打掃過…”

對中國工人階級而言,目前的肺炎只是他們所要面對的死亡威脅的其中一環。中國每年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320萬:其中自殺死亡者高達28.7萬,約二十萬人死於藥物不良反應,約5,000人死於塵肺病,13萬人死於結核病,每年因裝修汙染引起的死亡人數已達11.1萬人,每年工傷事故死亡約13萬多人……這場瘟疫放大了這些統計數據下工人階級一直在面對的極度惡劣和衛生環境和生存狀態。對工人階級而言,令官僚、資本家和小市民驚懼的疫情正是他們一直在經歷的日常生活。

持續的階級鬥爭

即使面對如此大敵,中共官僚和資產階級仍然“恪守”著剝削者的本色,盤剝勞動者。中共官僚恐於經濟停滯對自身統治秩序的沖擊,默許部分資本家違反早已如廢紙一般的勞動法,提前復工、強迫加班,甚至變本加厲地從工人身上搾取油水。

農歷新年尹始,華為就要求各員工按時2月3日返崗,甚至要求湖北疫區員工提前返回工作地自我隔離,在家辦公,根本不考慮病毒擴散風險。1月28日,由於疫情期間沒有顧客而出租車司機仍然要向公司上交承包費,出租車司機們集體罷工,在客運站門口聚集示威,據一名司機向媒體反映,太原市已有出租車充電站都暫停營業、停止充電(太原市出租車全部都是新能源電動汽車),希望能夠同時為包車司機減免包車費用、停運車輛,不希望為掙回包車的租賃費出車上路,增添得病隱患。

階級鬥爭從來不會因為出現了某種“勞資一致的敵人”而停止,在有限的條件下工人階級仍然能夠聯合起來,並沒有因為中共渲染的“特殊時期”而放棄為自身權利的鬥爭。只要工人階級組織起來鬥爭,中共獨裁政權妄圖借機進一步擴大資產階級專政的陰謀一定不會得逞。

工人階級是抗擊疫情的主體,也將是推翻中共獨裁政權最主要的力量。武漢有著輝煌的工人階級革命史,早在滿清王朝統治時期的1895年3月,漢陽鐵政局工人就為反對翻譯曾海鞭打工人而爆發罷工,是中國最早的工人運動之一。1923年2月7日,京漢鐵路工人為反抗帝國主義和封建軍閥發動了震驚中外的二七大罷工,使京漢鐵路癱瘓,如今武漢市中心的二七廣場上仍然矗立著紀念這場大罷工的27米高的紀念碑,俯視著這座英雄的工人階級上百年來持續鬥爭過的城市。

中國的工人階級絕不甘心為中共獨裁政權做牛做馬,在這場瘟疫中工人階級的無私、聯合與鬥爭完全令中共無顏,中共獨裁政權除了鎮壓和封鎖之外似乎一切政權職能都喪失得一幹二凈,曾經吹捧著引以為傲的群眾動員和基層治理也只不過是個笑話而已。

社會主義革命

社會主義者向抗疫中的工人階級致敬!我們要求工人組織獨立民主工會權利,反對強迫復工,要求政府提供充足抗疫。我們反對無薪假和裁員,要求在家工作的和彈性上班時間的權利。我們要求給予工人(尤其是醫護人員)充足的防護裝備,需要建立全面公共的防疫用品生產線,由工人民主監督,大量增產口罩、手套和消毒液等防疫用品,同時禁止任何抗疫用品的囤積和炒賣。由於中共禁止工人組織獨立工會,工人階級的鬥爭在最初階段已經要挑戰獨裁政權。

只有建立真正由工人階級民主控製和管理的公有製計劃經濟,才能克服這類事件中的層層瞞報和官僚主義。只有社會主義革命才能保衛工人階級的生命健康權,才能防止此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擴大成人為的災難。

中國:夾縫中的醫患關系——北京民航總醫院殺醫事件

2019年12月24日,北京市朝陽區民航總醫院發生一起殺害醫生事件。患者家屬孫文斌持刀將醫生楊文割喉殺死。我們對遇害的楊文醫生表示哀悼。

進入2010年代後,中國的襲醫事件頻發,並且屢次成為社會討論的熱點。此次事件發生後,多個醫院開始實施安檢,甚至得到佩槍保衛,但是這些真的能夠阻止襲醫事件繼續發生嗎?

現代中國的醫療體系起源自計劃經濟時代。計劃體製下,醫療衛生體系定位明確,在醫療服務、預防保健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國的醫療體製改革始於90年代。作為市場化改革的一部分,醫院從一個單純提供服務的公共機構,變成了一種既要提供社會服務,又要追求利潤的“事業單位”。

撥款不足

醫院無法得到國家全額的撥款,並且在一定程度上自負盈虧。這讓醫院不得不設法搜刮病人的錢包。藥品行業更是被完全市場化,造成藥價大幅上漲。政府曾經試圖限製一些藥物的價格,但是製藥企業因為利潤太低而不願生產,反而造成一些藥品的稀缺。為了利潤,製藥企業紛紛派出“醫藥代表”賄賂醫生:如果醫生開出自己企業生產的藥品,就可以從中獲得回扣。一些腐敗醫生為了獲得回扣,也樂於給病人開一些昂貴的藥品。這讓病人對開藥給自己的醫生產生不信任。

在上述情況下,雖然病人可能需要花很多錢,但至少能夠享受到真實有效的醫療服務。但是在開放私立醫院後,中國出現一批“莆田系”醫院(因其老板主要來自福建莆田而得名。莆田系掌握著中國大陸80%的民營醫療份額)。這些醫院完全以盈利為目的,利用普通人醫學知識的缺乏,依靠虛假廣告招攬顧客,聲稱自己擁有先進醫療技術,收取高昂的費用,但是不會提供任何真正有效的治療,反而耽誤了患者的病情。2016年,大學生魏則西因相信莆田系醫院的虛假廣告而耽誤治療,在付出超過20萬元的醫藥費後最終病亡。

近年來,隨著中國大力支持中醫藥,一批療效可疑且不良反應尚不明確的藥品出現在市場上。中藥的審核非常寬松,不需要嚴格的驗證即可進入市場。中藥作為一種傳統經驗醫藥,一些經過歷史長期檢驗的藥方確實有效,但是許多現代中藥企業“發明”的中藥常常是無效甚至有害的。這些醫院和藥商與政府相勾結,逃避監管和處罰。2017年,醫生譚秦東發文質疑中藥鴻茅藥酒,被該藥商直接指揮警察跨省抓捕。這些都讓病人對於自己所接受醫療的真實性產生懷疑。

在本次殺醫事件中,兇手指責醫生給其母親註射的“醒腦靜”導致其母親的健康惡化。“醒腦靜”是一種中藥註射液:一種現代發明的中藥形式,即將原本口服外敷的中藥註射入人體血管。中藥註射液存在大量不良反應報告。在2017年中藥嚴重不良反應事件報告中,中藥註射液占了84.1%。

“醒腦靜”

2019年7月,“醒腦靜”被國家衛健委列為重點監控對象。“醒腦靜”的銷售同樣存在賄賂和回扣。在中國裁判文書網上以“醒腦靜”和“回扣”為關鍵詞搜索,可以找到17件醫藥代表以回扣賄賂醫生開“醒腦靜”的案件。

在中國,不同於普通學科的四年,醫學類專業的本科教育是五年製,之後還要再進行三年的住院醫師規範化培訓,從2020年開始,還要再加上2-4年的專科醫師規範化培訓。考慮到許多醫生職務還有博士學位的要求,這就使得培養一個醫生的時間長達11-14年之久。而在這十數年的時間裏,這些準醫生們不僅沒有薪水或只有很少的薪水,還要交大筆的學費和培訓費,然後才能成為一個基層普通醫生。

中國的醫患比例極不平衡,2007-2013中國年每萬人只有14.9名醫生,僅略好於世界平均的13.9名,在世界上排名第83名。醫生每天需要診療大量的病患,導致醫生過勞的情況非常普遍。2017年的每個月都有醫生猝死,2019年有報道的醫生猝死事件有16起。

這還是在醫生已經縮短了診治時間的情況下。59.7% 的醫生每半日需要看超過30例患者,平均每位患者就診時間不足8分鐘。這導致了診療質量差、醫患溝通不暢、病人滿意度低,尤其是在病人經常需要花數小時甚至數十小時排隊的情況下。

由於市場化的醫療是被作為一種商品出售的,因此在部分病人和家屬的意識裏,他們花大價錢購買的不僅是治療,而且是治愈,而如果遇到醫生無法治愈病患的情況,就如同買到了假貨或是遇到了騙子。再加上上述的對醫生的不信任、對治療真實性的懷疑、對診療時間短的不滿,還有醫治無效的絕望,匯集起來就轉化成了對醫生的憤怒,其極端者就以襲醫事件的形式爆發出來了。

醫院安檢和佩槍保衛不能從根本上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中國政府想要以市場化解決醫療問題,公共醫療開支非常低。2016年財政公共醫療開支約1.3萬億元,占GDP的1.6%,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醫患矛盾的背後

中國個人醫療支出占總醫療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而政府公共醫療支出占總負擔的比例約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從2011到2014年的增長趨勢來看,政府支出占醫療總支出不但沒有增加,反而降低了。如今中國政府準備繼續推進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這只會增加患者的經濟負擔、加劇醫生的過勞,讓醫患關系變得更為惡劣。

要想讓襲醫事件不再發生,就必須廢除這個謀財害命的市場化醫療體製,關閉莆田系假醫院,重建非盈利的公共醫療系統,由醫護人員和病人代表民主監督,大幅增加醫療資源和人手,實現全民免費醫療。全面公有化製藥企業,停止生產無效和有害藥品,恢復生產廉價有效的藥品。實行全民免費教育,培育足夠的醫生,讓每個病人都能得到優質充分的醫療服務。而這些只有在一個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下才可以實現。

中國:當局12月大舉搜捕律師和異見人士

去年12月26日開始,全國各地陸續有多名維權公民和維權律師被捕。 包括律師丁家喜,黃誌強等,公民戴振亞,李英等。其中有的人是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被逮捕,有的人沒有被給出具體罪名。

多名被捕律師曾經處理過“政治敏感”案件,有些人還是一些“公民團體”的成員。 人們也猜測這次拘捕和所謂的“廈門會議”有關,這是一次非公開的私人聚會,據稱,這些被捕人士都曾經在廈門市一起吃飯聚會,並議論時政。 但當局隨後把這次聚會定性為“煽動和顛覆國家政權”的行為。 許多即使沒有參與這次聚會的有關人士也被傳喚。 有人認為這是2015年“709維權律師大抓捕事件”的重演,當時當局共抓捕了200多名律師和其他維權人士。

捍衛民主權利

這次事件中有一些人已經不是第一次被捕了,例如丁家喜,曾因為主張官員財產公示和進城農民工子女教育平權,而被定罪“擾亂公共秩序”,判刑三年半。 而審訊程序往往不透明,刑訊逼供時有發生。當局在進行公民教育時經常提到“拿起法律的武器捍衛自己”。事實上,法律從來不是人民和勞動者的武器,而是獨裁政權和資本家的統治工具。

我們社會主義者在此要求,釋放所有被關押的律師和政治犯,並停止對他們的監視。我們並同時要求落實全面的民主權利,包括言論自由、結社自由、獨立工會權利等,因為這些權利對工人階級組織起來捍衛自身權利(包括民主權利)極其重要。

社會主義者捍衛被迫害的律師的言論自由,即使我們不認同他們爭取民主變革的路線。只靠自由派分子,與中共談判推動所謂的製度內改革,永遠沒有辦法獲得實質性的進展,特別是在現在的中國。要真正落實民主權利,則需要通過工人階級獨立組織的群眾鬥爭,建立一個由工人階級民主監督的社會主義政府。

中國:吳花燕之死——精準扶貧能消滅貧困嗎?

2019年11月1日,貴州大學生吳花燕因極度貧困和饑餓導致的營養不良而住院,引發社會關註。2020年1月13日,吳花燕因病情加重,搶救無效而不幸逝世,年僅24歲,身高僅1.35米,體重21.5公斤。

“精準扶貧”是習近平在2013年提出的一個概念,隨後成為一項重要國家政策。無疑,吳花燕並不是被扶貧的對象。相反,她是扶貧工作的誌願者:盡管家中貧困且身體欠佳,吳花燕在大學期間仍積極參加各種公益活動,為山區孩子支教。去年8月,吳花燕成為松桃縣的“春暉使者”。這一稱號由貴州省專門被授予在扶貧行動中表現突出的個人。

中國對於貧困人口最重要的認定就是貨幣收入。中國官方的貧困標準是年收入低於2300元,也就是月收入不到200元。現代人很難想像如此低的收入如何生存,乃是因為這些貧困人口並非“現代人”。

中國的貧困人口往往是偏遠山村的農民,過著自給自足的小農生活。他們的生活方式在經濟層面上與2000年前的農民並無本質上的不同——靠種植糧食自己養活自己。他們獲取貨幣收入的唯一方式就是到市場上出售糧食,但是在農藥、化肥、機械加持下的現代農業生產出的糧食價格極為低廉,這使得他們靠出售糧食只能賺到很少的錢,成為貧困人口,是接受扶貧的對象。

精準扶貧之所以“精準”,是與以往的“粗放”相對應,不再單純發錢。精準扶貧的主要措施有兩條:不再種植糧食作物,改種經濟作物。擴大職業教育,培養產業工人。

這些措施的核心是要讓貧困人口脫離小農經濟,參與到現代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去,以提高貨幣收入。一部分農民繼續作為小生產者,只不過其生產更為市場化;而另一部分則成為了無產的勞動者,這也是絕大部分農民的命運。伴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和工業化,已經有無數小農進城打工成為無產者;如今,隨著“脫貧攻堅戰”進入尾聲,在中國有兩千多歷史的小農階層終於迎來了他們的終結,加入了無產階級勞動大軍。

貧困人口脫貧了,貧困就真的被消滅了嗎?吳花燕告訴我們,沒有。她從貧困農民家庭考入職業學院,正在“自我扶貧”的路上,在大學裏還有兩份兼職,每個月能賺600元,是國家貧困標準的三倍。她為了省錢,在高中期間忍饑挨餓,埋下病根;她為了省錢,拒絕去醫院看病,最終耽誤病情導致她的死亡。吳花燕準備接受的手術費用高達20萬元,醫療賬單就是她的死刑判決書。

假如吳花燕沒有生病,她會順利畢業成為一名會計。她會每天工作到晚上十二點才下班,周末工作也是常態。她可能每天要經手數百萬的錢款,她永遠也無法擁有這麽多財富,盡管這財富的一部分也是由她創造;她的收入會遠小於此,而且大部分都會被用來支付一間狹小的合租屋的租金。或許某一天,她還會為了買一部新手機,點下分期付款的按鈕。

是的,脫離貧困的人離開了農田,走進了工廠和店舖;搬出了農村土坯房,進入了城市水泥房;脫下了手工織衣,換上了化纖服裝。但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不再貧困。進入了資本主義社會成為工人的他們,工作時間是以前的千倍,獲得的財富卻只有以前的十幾倍,多出來的部分都進入了資本家的口袋。在一年的工作之後,他們只能積累一點點微薄的積蓄,甚至還可能有負債,然後他們會乘坐全世界最先進的高速鐵路系統返回家鄉,過完年再回到城市。城市的工廠裏、商店裏、寫字樓裏,無處不是這樣的貧困人口。他們享受著現代科技的一切便利,但是只需一場大病,一次生產事故,一場經濟危機,他們就會立刻被拋棄,無人問津,死去。

精準扶貧沒有消滅貧困,它只是把古老的、臟亂無序的貧困變成了現代的、光鮮亮麗的貧困。統治階級不會幫助工人脫離貧困,他們的統治帶來更多的貧困。資本主義不是貧困的解決方案,資本主義是貧困的成因。

真正實現脫離貧困不需指望統治階級來“扶”,也不能相信“努力工作就能成功”的資本主義成功學雞湯,工人們要做的只是拿回本應屬於自己的東西。只有沒收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將其納入公有製民主管理,終止剝削,才可以真正消滅貧困。

中國:“煤改氣”使窮人當災 治理空汙要對抗資本獨裁

大氣汙染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尤其是在當今的“世界工廠”中國,大氣汙染的問題尤為突出。不少中國居民深受霧霾及許多因空氣汙染而導致的問題困擾。

為減少空氣汙染,中國政府采取了措施,例如中國華北地區近年強推煤改氣、煤改電,禁止冬季燃煤取暖。但因為天然氣、電費過高,一些民眾仍偷偷燒煤。當地居民稱,以往整個供暖季燒煤大概花費人民幣2000多元,但改用天然氣需要花費4000多元,燒天然氣的價格是燒煤的兩倍。這筆費用對於貧困的農村地方,是筆不小的開支。

許多微博網民批評當局,在天然氣供應未穩定下就強推“煤改氣”,受害的是百姓,又認為寒冬無暖氣的影響,比“強拆強遷低端人口”影響更大。因為中國政府強製推廣煤改氣的行為,使得華北部分地區的人民,在冬天只有零下18度時仍然無法取暖,對其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影響。

而中國政府不顧現實情況,強行推行令群眾無法接受的命令,也使得中國的官民沖突升高。據《新京報》報道,在中國的產煤大省山西省,被官方劃定為禁煤區的臨汾市洪洞縣大槐樹鎮的南營村,早在3年前,當局已強迫村民使用天然氣取代煤炭。但由於天然氣成本高,村民燒煤炭的情況一直存在。今年12月中旬,南營村村委會對村民家中的爐臺強製統一封禁,用水泥堵住爐膛、將村民家中的煤炭沒收。這一舉措導致了當地的民怨沸騰。

不僅如此,強推“煤改氣”還產生了極大的安全隱患,並造成了一些安全事故。據河北長城網消息,2020年1月2日早7點45分左右,河北石家莊新樂市彭家莊回族鄉小宅村一民居發生爆炸,造成兩人死亡。不少網民將矛頭對準了華北地區的“煤改氣”工程,認為事故可能是天然氣爆炸。各地政府為追求政績,強推“煤改氣”留下許多安全隱患。有網民說,其家鄉去年被政府要求全部由燒煤換成天然氣,卻沒有對村民進行相關安全知識培訓,隱患巨大;有地方天然氣管道均為外置,布滿村屋墻壁,十分危險。

虛偽的戲碼

中共當局強推各種不合理的所謂治理空氣汙染的擾民政策,事實上不僅沒有真正對治理空氣汙染有太大的作用,反而是擾亂民眾的正常生活,生出對當局政策的不滿。而空氣汙染真正的排放源:大型企業和國有企業開設的高汙染工廠,中共當局卻不願也不敢大刀闊斧地進行整改及關停,可見中共所謂的治理汙染不過是一場虛偽的戲碼,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效果(甚至會有反效果)。

而中共不願對大型企業進行整改的原因,是因為中共的利益決定了它的立場,由於中共本身需要依賴這些大型企業的依托來鞏固其官僚資本主義性質的獨裁政權,它無法對這些企業下手。而出於外部輿論的壓力及維護統治穩定的需求,它也必須作出一些行動來表明它“正在對汙染進行治理”,於是便出現了這樣不痛不癢的“治理”以及用行政命令強推而造成的鬧劇。

社會主義者支持改用潔凈能源發電,但必須由大幅公共投資真正能人人使用的潔凈能源網絡,並將能源企業交給工人和居民民主監督。應該向資本家征收累進電費和抽重稅,承擔綠能的開發成本。這樣才能確保人人可負擔的電價。面對資本家對綠能的抵製時,需要將這些汙染的企業民主公有化。燃煤電廠工作的工人應得到充足的培訓,在改善待遇和職安健的前題下轉到綠能發電企業工作。由於燃煤發電的企業與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系緊密,在中共統治下幾乎不可能大幅轉用綠能。因此,真正的環保鬥爭是向獨裁資本主義作出鬥爭。

中國:放寬外國人居留下的種族、性別和階級歧視

2月27日,中國公布了新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草案,放寬了對外國人永久居留中國的限製。根據新的條例,在中國長期工作的外國人也可以申請永久居留,且下調了以前對“傑出”人才和投資發放永久居留資格的標準。新條例草案一經公布,就在中國社交媒體上引起極大的反對聲浪。

外國人(主要是白人)在中國常常能享受超國民待遇。中國政府及官僚體製是階級歧視的,外國人往往因為財富、學歷、工作崗位等等上的優勢,使得他們能夠在中國獲得比普通中國人更優質的政府服務。“外國人丟失財物,警察連夜追回”之類的新聞經常見諸報道,而相比之下,警察卻經常對普通中國人丟失財物的案件敷衍了事,甚至因此催生了“外國人代報案”行業。隨著中國近年來積極擴展其國際影響力,大量招收留學生的計劃也隨之推行。外國留學生可以很輕易地進入絕大多數中國人都無法進入的重點大學,而且還能享受到高額補助金、獨立宿舍等等優待。

中華民族主義的反彈

外國人享有的這些特權不僅引起民眾不滿,而且與中國長期的民族主義宣傳產生矛盾。這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是多麽虛偽的,它想欺騙群眾所服務的是全中華民族,實際上它所服務的是中國和外國的資產階級。同時也可以見到,中共的民族主義宣傳自製麻煩 ,反而引起民眾對自己政策的反彈。

在中國的對內宣傳中,中國被塑造成“中華民族”的民族國家。近年來,在宣傳中國革命的成果時,“趕走了外國人”成為宣傳的重點,目的是將本國政府製造的社會矛盾轉移視線。部分群眾受到民族主義的煽動,他們想把社會問題歸咎在種族問題上,認為對抗外國和外國人是解決社問題的良方。事實上壓迫中國工人階級的群眾,除了是外國的有錢人外,還有本國的富豪和獨裁政權。社會主義者反對民族主義,因為這只會分化工人階級團結鬥爭的力量。

甚至白人男性因為掌握世界的文化話語權,使得白人男性比起亞洲男性對於亞洲女性擁有性魅力上的優勢,都成為了網上的重要話題。而中國官方也在把中國女性作為吸引外國人的性資源,籍以吸納外來資金。2019年,山東大學給每個外國留學生配三個女大學生作為“學伴”的製度引起爭議。本次又有發改委發展研究所所長楊宜勇被發現發表過“鼓勵女大學生和留學生聯姻”的言論,被民眾斥為賣國賊。

社會主義者反對政府對外國人給予特權,我們亦反對一切的階級歧視。但由於欠缺一個具清晰階級團結綱領的群眾鬥爭,部分反對該條例的人卻用中華民族主義和父權主義來反對該條例,往往是仇視白人以及針對中國女性。在山東大學學伴製度爭議事件中,批評者比起批評大學官僚,更喜歡對山東大學的女生進行蕩婦羞辱。與白人男性交往的中國女性也常常被冠上“Easy Girl”的汙名,她們與黑人交往的話則受到更大壓力。黑人在中國並沒有特權性優勢。但是與白人交往在民族主義者眼中只是“崇洋媚外”,而與更“低等”的黑人交往就讓人無法接受了。民族主義者往往同時都是父權主義者,反之亦然,因為這兩種反動的思想都是源於資本主義製度裏。

條例草案公布幾天之後,在網絡上發起了一場“中國男孩保護中國女孩”的運動,在網絡上發布視頻,聲稱要保護中國女孩免受外國人(尤其是黑人)的侵犯,實則是要求中國女性表態只和中國男性交往。他們將女性視為一種民族財產,只能供給本民族的男性,絕對不容外人染指。許多與外國人(尤其是黑人)交往的女性的社交媒體帳號遭到騷擾,留言中充斥種族歧視與仇恨言論。

社會主義者支持遷移自由,不僅包括符合條件的外國人可以在中國永久居留的自由,也包括中國人和世界上所有人能夠遷移到世界的任何地方居住的自由。但我們反對政府部門和社會體製對任何種族的歧視或特權,包使用公共服務、入學和就職機會等。只有由工人階級組織及監督的民主政府,才有可能消滅階級和種族上的不平等。

社會主義者反對父權體製,反對將女性視作男性的附屬物,不僅包括民族主義者將女性視為民族財產,也包括當權者把女性當作吸引外國人才的性資源。只有消滅男女之間經濟地位的差異,包括同工同酬、男女平等就學就業、以公共服務解除女性的家務負擔,才有可能消滅對女性的歧視。

要做到這些,需要國際主義的工人運動和社會主義的女權運動。各國的勞動者應當團結鬥爭,廢除用來分裂我們的國界和資本主義的全球剝削體製,建立人人平等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製度。

湖北多起抗議 顯現“大國戰疫”陰暗面

在3月,作為疫情爆發點的湖北發生多起抗議,說明現實與中共官方“正能量”宣傳有著極大落差。5日,於武漢開元公館小區,在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視察時,被困在家中40多天的居民隔窗吶喊“假的!假的!全部都是假的!”。居民如此高呼,緣於電視播報中“供應充足,物價穩定”的情景只是形式主義下的作假,現實中該社區訂回來的肉是50元1斤,相當於電視報導的價格的5倍。另有社區出現垃圾車、救護車、環衛車運送食品的狀況,盡管聲稱車輛已消毒,此舉仍遭廣大網民聲討。
12日,於距離武漢約100公裏的孝感,一名程姓居民自行聯系了一些平價新鮮菜,卻遭大潤發超市和物業公司舉報。隨後警方逮捕該居民,引發當地民眾怒火。超過100名住戶聚集在球場抗議,圍住警車要求放人,也要求並不住在事發小區的社區區委書記、業委會主任呂德山下臺。之後孝感市對此事的官樣回復中輕描淡寫菜價過高問題,也未交代被捕程姓居民的情況。從網民評論看,食品價格高企、品質惡劣的問題在當地封城期間一直存在。在物資遭遇壟斷的情況下,當地官員每人每天可賺到1000元以上,而程姓居民自行聯絡愛心菜觸及當地超市與官員利益。

壟斷物資 牟取暴利

由1月23日開始並計劃於4月8日取消的封城期間,食品價格暴漲、品質無法保證,反映中共政權利用災難,壟斷物資、提高生活必需品價格,將官員和商人的暴利置於滿足人民需求之上。一個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絕不會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因為工人階級會通過民主委員會控製每個社區、學校和職場,而不是由今天為專製官僚和資本財團服務的黨機器統治。

因應官方數據顯示湖北省“0新增病例”,湖北武漢以外其他城市於25日解封,但持綠色健康碼的湖北居民到外省市仍然受阻。27日,江西九江交警在鄂贛兩省交界處設卡阻攔湖北車輛進入江西,與湖北黃岡市黃梅縣警察首先發生沖突,並率先派出特警增援本省力量。隨著湖北民眾的不斷加入,大規模騷亂爆發。不滿仍遭歧視的湖北人在長江大橋與江西警方激烈對峙,把多輛特警車和警車推翻在地,並沖破警方封鎖線,走到九江大橋派出所前,要求江西警方道歉。影片在新浪微博上迅速被刪除。

為了獲得每人10萬元獎金、響應中央政府復工復產號召,各地官員一直瞞報疫情。而地方政府對真實情況心裏有數,生怕自己所管轄的地區出現無法隱瞞的大爆發。因此,即使湖北疫情風險等級降低,各地仍然如《人民日報》評論所言“處處提防和限製湖北人員”——首都北京管控收緊、禁止目前在湖北出差和探親的人員返京亦表明這一點。顯然,這種“地域主義”表現與中央政府和官媒的宣傳相抵觸,同時也讓更多群眾懷疑官方報導的真實性。

無論訴求管製生活必需品價格,還是疫情信息公開透明,都將挑戰權力不斷集中於中央的中國國家資本主義體製。中國各地工人群眾需要建立共同的組織,尤其是民主的獨立工會,以克服“地域主義”,聯合起來推翻中共獨裁政權,建立生產資料公有製、勞動者民主控製經濟的民主社會主義社會。

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

4月8日,在1100萬人口的武漢,為期76天的封城結束。在湖北省其他地方,封城也於兩周前結束。在新冠病毒於中國爆發的高峰期,約7.6億人(約一半中國人口)處於某種形式的封鎖之下。

中國官媒和宣傳機器贊揚了武漢人民,尤其贊揚了一線醫護人員的英雄主義精神,但這是為了民族主義宣傳而描繪“全體中國人民”抗擊疫情的“團結”努力。

這種宣傳旨在強化習近平獨裁統治和中共政權的權威,並轉移人們的視線,避免關註習近平在1月的多次失誤——無視並積極打壓來自醫生的通報,並審查對在武漢傳播的新型“類似SARS”的疾病的討論。官方對疫情的掩蓋舉動包括1月18日允許在武漢的百步亭社區舉行、4萬余家庭參加、以民族主義親中共為主題的宴會。這場宴會距中國官方宣布全國緊急狀態只有2天,距對湖北實施封城則只有5天。百步亭社區後來成為武漢市感染率最高的地區之一,因此被劃為“發熱門棟”。

發生在武漢和湖北的真實情況並沒有出現在中共的正能量宣傳中。這些情況包括民眾的巨大苦難、基本醫療用品的嚴重短缺、操弄過的的統計數字(以低估感染和死亡人數)以及私營企業與地方政府機構利用食品和醫療物資牟取暴利。官方數據顯示,武漢有2535人死於新冠肺炎,但香港和海外的獨立專家認為實際數字可能會比官方數字高出十倍。

絕望

“這次武漢人受到的傷害當然很大。不談死者,在求醫階段呼天天不應、喊地地不靈時的慘狀,那時的絕望感我相信是非常深的。死者已逝,但其親人尚在,他們都共同經歷過那種慘烈的時刻。”在武漢封城期間待了76天的作家方方如是寫道。

官方也不實宣傳,描述其封城為一種基於臨床需要、極為有效的作法。1月23日時的最初措施僅涉及進出武漢,存在嚴重混淆,缺乏來自官方的明確信息。直到2月2日宣布更加集中的檢疫措施後,武漢市政府才對包括疑似病例在內的市內流動人員加以限製。這些措施在2月8日得到進一步加強。在隨後極其嚴格的封城期間,粗暴的做法時有出現,例如在某些情況下,將住宅大樓的入口和門用障礙物堵上,甚至焊接封死,或在一些道路挖洞,使道路不通。

財新網是一個財經網站,由於不為群眾所閱覽,中共的對該網站的審查也比較寬松。該網站形容武漢封城是“殘酷的自然選擇”。財新在武漢的記者采訪了衛生服務中心的工作人員,這些工作人員的任務是篩檢和區分需要住院或回家的患者。 1月27日,在寶豐社區一家衛生服務中心的采訪中,他們發現:“有60名工作人員的診所只有一套防護服和少量的一次性口罩。該診所的醫生楊慶紅說,他看了100名病人,其中30多位發燒患者,2例重癥患者。”

3000多名醫護人員感染

中國其他地區的數千名醫療專業人員被調進武漢。中國宣傳機器再次盡其所能利用這些醫護的英勇工作,以贊頌專製政府的“優勢”。在醫護人員加入支援的浪潮中,來自廣東的兩名護士於2月24日投書英國《柳葉刀(香港:刺針,臺灣:刺胳針)》期刊,籲國際援助。

他們寫道:“武漢這兒的條件和環境,比我們原本能想像的更為艱難嚴重。”幾天後,在政府壓力下,他們撤回了這篇投書。

物資嚴重短缺、醫護長時間工作且精疲力盡、僅在武漢就有超過3000名醫護人員感染新冠肺炎的情況,之前在武漢和湖北的醫院發生,之後在意大利(臺灣:義大利)、西班牙、英國和美國重演。預警的時間更長,而這些政府沒有為之做好準備,因此簡直是在犯罪。但是,中國的網路審查員已經加班加點,清除所有關於中國的負面消息,並以其“勝利”作為典範。

包括2月7日死於新冠肺炎的李文亮在內的多名醫生,試圖在2019年12月下旬發出警告,但遭逮捕並被噤聲。武漢中心醫院急診科主任艾芬於4月1日失蹤,據信在接受澳洲媒體采訪後,國家安全部門將她“被消失”。艾芬是最早在去年12月試圖向她的同事警告新冠病毒的吹哨人之一。如果這些警告得到重視,有關措施得以進行,武漢、中國乃至整個世界就可以避免當今大流行病的災難性蔓延。

新冠肺炎:中共抗疫的兩本帳簿

中國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整整一季後開始平伏,然而,由於中共政權的誠信經過03年SARS與今次的新冠肺炎後已完全破產。疫情的實際情況廣受質疑。

按照中共官方的數據,自三月十八日起,全國基本已無大規模感染的情況,每日一般僅有數十宗外部輸入病例和寥寥數宗零星個案。但令國內外民眾起疑的,在於中國的防疫政策根本不似如此輕微。中國病例的數字是自三月十日習近平到武漢“巡視”後隨即直線下降,而到了三月十八日,《人民日報》轉發《湖北日報》報道稱,除離開湖北和武漢的防疫關卡外,湖北省內的防疫關卡可全部撤除,但不久之後《人民日報》與《湖北日報》網站的鏈接均失效,相關防疫關卡仍未撤除。

此外,中國解除防疫禁令的政策多次左搖右擺亦加深了對疫情實況的懷疑,三月二十日開始,中國國內少部分的電影院本被允許開始陸續恢復營業,但僅一星期後,二十七日晚間國家電影局突然又下達通知勒令立即停業,復業日子再作通知,當中並無解釋原因。而在四川,早前被勒令停業的卡拉OK和網吧等於三月二十五日起可以復工,而在三日後,又再一次被下令停業。如此不透明地推行突兀粗暴的政策反復不禁令人質疑背後的原因,是否疫情根本不如官方所言般樂觀。

而即便是中共官方三月早前也曖昧地表示,“無癥狀感染者”並不會列入確診人數的統計中,同時亦無公布相關數字,這同樣又是一個令人費解的政策反復。一月二十八日衛健委的防疫方案中表明,無癥狀感染者會被視為確診病例並納入管理,但在二月七日的防疫方案中卻把無癥狀感染者從確診案例中剔除。三月二十三日《南華早報》獲得的中國內部檔,當中表明中國在二月底前至少發現四萬三千多人屬無癥狀感染者,而根據中國官方數字,當時全國十二萬三千多名確診病例,換言之所占的比例約為1/3。由於外國政府和媒體質疑中國數字造假,衛健委在壓力下四月一日起再次公布無癥狀感染者的數字,但稱僅為1541人。

政治性清零

同時,國內亦有消息流出指,某些地區的醫院早已不為病人做病毒核酸檢測,亦不上報有呼吸系統病征的病例,所有呼吸系統病人一律當作新冠肺炎病人治療,但不納入為新確診數字,以此達到所謂病例“政治性清零”。對比近期香港每日近百宗新增病例,十多宗本地感染個案,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比香港還要少簡直令人匪夷所思。

更諷刺的是,似乎中國自己的官僚系統都對衛健委的數字投下了不信任票。湖北省作為重災區和爆發點,當地的民眾在國內遭到了最嚴重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三月底,上海的工廠企業派大巴到湖北接員工回廠區復工,卻被拒進入上海,被原車驅逐回湖北。而北京作為“天子腳下”的城市,更是幾乎被封鎖得滴水不漏,雖然對外交通“理論上”仍然存在,但對入城的民眾盤查極為緊張,嚴格隔離,且禁止明明早已“多日零感染”的湖北省民眾進入。

北京嚴加保安可能與當局希望當城市復恢“安全”就可以讓統治者再次召開拖延多時的兩會。兩會對習近平宣傳抗疫“勝利”的輿論相當重要,以洗掉政權當初如何處理失當,讓疫癥成為全國乃至全球的災難。

可見,種種跡象表明,中共在現時的疫情數字上存在著“兩本帳簿”。雖然現階段對新冠病毒的科研尚算不足,但其傳播度顯然極高,對公共醫療系統造成嚴峻的挑戰。加上世衛警告病毒可以“長期潛藏在人類之中”以及中共數字造假的傳統,已經足以告訴我們中共正在掩蓋疫情真相。甚至中共政權的信用破產使得自身的基層官僚機器都不信任中共的數字。我們不相信其他各國抗疫失敗的資本主義政府,也不可以相信中共會成功抗疫,更不會戰勝疫癥帶來的經濟危機。這場危機教育了世界各地的工人階級資本主義製度的腐敗和不民主之處,而為了保護人類並為爭取未來改善經濟,新工人組織是必需要建立起來。

肺炎與資本主義:雙重陰影下的中國醫療

“在武漢……只是一旦家裏出現病人,就會一片糟亂。到底是傳染病!而且醫院資源只有那麽多。市民其實也知道,就是醫生自己的家屬生病,如若不是重癥,也住不進醫院。……要去面對一些殘酷:掙紮、死亡以及各種不準的指令。我也覺得非常無奈。”這是武漢作家方方寫的武漢封城日記的片段,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今年較早時疫情下的武漢醫療的狀況。日記發表後方方卻因為“較為負面,不傳達正能量”,被中國網絡民族主義“粉紅”群體所大肆攻擊。(方方的日記裏寫到的狀況與很多獨立的報道類似,而與官方宣傳則截然相反。雖然中國勞工論壇不認同她的政治立場,但不認為她的描述是虛構的。)

在1月底武漢宣布封城之後,武漢乃至湖北的醫療資源瞬間告急,隨著新冠患者人數增加,湖北醫護人員超負荷工作,並嚴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包括口罩、護目鏡和防護服。

由於防護設備嚴重短缺,武漢醫護人員們甚至重復使用一次性口罩,用垃圾袋自製防護服,這讓醫務人員面臨著被感染的巨大風險和心裏的巨大壓力。福建醫科大學、長安大學等的團隊在《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的研究論文顯示,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20年4月3日,中國共有23名衛生保健專業人員死於新冠肺炎。由於人們的恐慌所導致物資大量囤積,中國其他地方的醫療物資也處於短缺狀態。網購平臺上的廉價醫用外科口罩基本告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製下的一些人卻趁此大發國難財,兩個N95口罩就賣到了上百元,這更讓疫情期間停工而失去收入的工人階級雪上加霜。

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

武漢醫療困境以及今日世界性的災難的起因就要追溯到今年年初中共對於疫情消息的封鎖。認為“穩定壓倒一切”的中共政府害怕任何的“不穩定”因素。

疫情最初,李文亮醫生於2019年12月30日在自己微信與同行交流,首先向外界披露疫情,後來被稱為疫情的“吹哨人”。他1月3日卻轄區派出所因其“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提出警示和訓誡。

疫情早期,在已經有明顯人傳人的證據的情況之下,第一批來武漢專家組中的王廣發卻告訴公眾:“人不傳人,可防可控”。結果在1月16日自己被確診肺炎的信息給了做出輕率結論的他一記耳光。

2月1號出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一輛為領導提取口罩的公務車輛再度引發網民憤怒,接著又爆出了紅十字會的更多醜聞。處於抗議第一線的協和醫院只領到3000只口罩,而武漢一家莆田系醫院卻領到了1.5萬個n95口罩。募捐款項和物質的使用效率也引發質疑。據‘新京報’報道,一方面醫院口罩緊缺,另一方面大量物資堆放在武漢紅十字會的倉庫裏,導致大量捐贈款物不能及時得到使用,而各個醫院又不得不各自求援。

有些人認為這只是武漢的個例,其實武漢的亂像是中國官僚體系的一面鏡子。官僚控製下的醫療體系缺乏透明度,對這場全球性的災難難辭其咎。醫療體系的市場化改革更是模糊了醫院治病救人的初衷。

截止4月28日,全球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接近300萬,在中國疫情得到初步控製的同時,在西方發達國家開始大規模流行。但我們不能因此得出中國醫療體製優越這種結論。中國始於上世紀90年代的醫療體製市場化改革是仿效西方的,中西方醫療體系實為大同小異。而這次蔓延全球的災難更是給市場化醫療體製敲響了喪鐘。

為了度過這場危機和迎接更好的未來,社會主義者認為醫療部門需要廢除官僚資本控製,實現民主公有化;寄生在醫療系統上牟取暴利的藥劑行業也應民主公有化。防疫工作需要在工人民主的監督下實現公開透明;。並提高完善高風險下的勞動者的待遇和勞動保障。新冠肺炎疫癥將會說服更多人要為社會主義新社會而戰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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