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載 工人階級談社會事件

作者 獨立工會

二零一九年

中國:北師珠學生遊行 抗議違法停校

北京師範大學珠海分校已持續兩個月的維權事件演變成大規模抗議。6月10日丶11日,數千名家長與學生在學校操場上繞圈遊行,抗議學校停辦和校方的虛假宣傳。學生和家長打開手機燈光,高呼“保衞學校 反對停辦”,遊行一直持續到深夜。學校附近的旅社給從外地趕來的學生家長提供免費住宿,可見抗議得到群眾同情。盡管遭到鎮壓,最後校方承諾做出讓步,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海分校是2001年北師大和珠海市政府合辦的獨立學校,在讀學生2.3萬人,雖然有北師大的名字,但其實是一所公立獨立院校。兩年前,廣東省政府丶珠海市政府和北京師範大學簽署協議,決定對珠海分校的進行“升級”,建造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校方也發出了“北師大學珠海分校正式更名為北師大珠海校區”的公告,以吸引生源。

虛假宣傳

但今年4月教育部的一份批復文件卻說,珠海分校將於2024年終止辦學。這意味著,新的“校區”和舊的“分校”事實上將毫無關系,“分校”將被廢除,而之前的“升級”消息則是虛假宣傳。有消息稱,分校招生人員甚至至今仍在欺瞞新生。

另外,分校學生認為北師大的目的是“圈地”,因為北師大校園面積相對較小,北京新校區的建設因為徵地和地價問題遲遲未能完成。分校的學費遠高於北師大,每年2萬多元,學生認為以自己的學費建設起來的學校不應該被無理侵占。實際上,在後來校方與學生和家長的協商會議上,副校長承認學校停辦沒有得到審核,實際是違法行為。

而且在抗議發生前,分校已經開始向北師大移交部分教學樓和宿舍,而且由於學校停辦牽涉到教師的職位,已經有一部分教師離職,導致教學質量已經無法保證。同時,在一些學校信息查詢網站已經沒有辦法查到北師大珠海分校,所以學生擔心,在學校停辦後,自己的學歷將不被認可。學生家長接連兩個月四處維權,要求教育部撤銷停校的決定或者北師大給出合理的安排,但始終沒有得到可靠回應。

據報道,6月10日晚上,有超過2000名家長與學生從各地趕到學校,雖然校方試圖半路攔截,但是沒有成功。由於校方沒有出面回應,11日數千家長與學生們在雨中繼續抗議,但被校方調來的保安和警察包圍丶攻擊,並有校方或警方人員混入抗議人群中煽動抗議者和警察發生沖突,從而給警方鎮壓的藉口。亦有學生家長被國安警告。有學生譴責說:“我們交的學費,學校拿來鎮壓我們自己!”

12日校方與學生丶家長代表開會,但會議前校方告知學生代表必須減半;會議中還發現在現場的記者“沒有帶”記者證,疑似校方找人假扮;學生們自發的網絡直播也遭到封禁,最後校方沒有做出任何正面回應就離開了。但當日,顯然是由於學生抗議的壓力,北師大發表聲明,承諾負責原分校學生升學丶出國丶報考公務員所需的文件材料以及其他相關事宜,並承諾和分校分享資源,確保教育質量不會降低。抗議基本取得勝利。

北師珠抗議反映出中國高等教育產業化的無序發展和混亂。北師大學校官員為了擴大校區,無視學生和家長反對違法侵占分校。分校校方為了吸引生源,故意蒙騙學生。這些惡行都得到中共獨裁政府的庇護。社會主義者譴責政府和校方暴力打壓學生抗議,主張成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和獨立法律人士組成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徹查停校事件,懲處所有涉入虛假宣傳的學校官員以及其它違法官員。為了讓所有人都能夠得到免費優質的教育,需要在社會主義民主公有製和計畫下,由學生丶家長丶教師丶以及獨立工人組織民主規劃和管理教育事業和學校運作。

中國高考與教育真的公平嗎?

2019年高考於6月7-9日進行,報名人數達1031萬。高考被視為大多數學子與家庭改變命運的最可行途徑。為激勵高三學生拼命,高考前夕的中學校園也不乏“提高一分,幹掉千人”丶“吃苦受累,視死如歸”等極端標語。

高考這一基本只考察學校課業知識丶以分數為唯一評價標準的篩選機製,被很多人視為最公平丶最利於普通人家向上流動的通道。但正如2017年北京高考文科“狀元”熊軒昂所說:“高考是階層性的考試,農村地區越來越很難考出來,我是中產家庭孩子,生在北京,在北京這種大城市能享受到的教育資源,決定了我在學習時能走很多捷徑”。熊軒昂的父母都是外交官。

家庭背景影響教育資源

家庭背景很大程度上影響了學生能夠得到的教育資源,包括家庭內的日常教育和補習班,進而影響他們的成績和升學機會。根據“首都大學生成長追蹤調查”,就讀北大丶清華和人大的學生中,有30%自我評價來自中上或上層經濟地位的家庭,而在北京的其他大學該比例不到18%。在建基於不平等的資本主義之下,不可能有真正公平的教育和考試製度。教育緊縮(特別是農村過去的撤點並校)丶戶籍製度和各地區經濟不平衡令問題更加復雜丶嚴重。

富豪家庭的子女乾脆可以避過高考。中國目前有逾800所國際學校,入讀這些學校的學生可以躲避高考丶進入國際頂尖名校,而高中畢業後直接出國讀大學的學生亦有數十萬,但是入讀國際學校與出國讀大學的費用僅少數富裕家庭可承受。不久前,西安步長製藥集團董事長趙濤被揭發花了650萬美元進美國斯坦福大學讀書,更是引發熱議。

由於公共教育資源不足,填鴨教育這種低成本的教育模式成為絕大多數普通家庭學生的唯一選擇(其實甚至不能說是選擇)。他們必須投入大量時間與精力死記硬背語文丶數學丶外語等“主要科目”的知識,犧牲了批判性思維與創新能力。在高考“指揮棒”下,人文教育非常薄弱,體育丶音樂丶美術等課程也常被“主要科目”占用。為了學校的升學率,大部分中學生還須在校晚自習,在周末與寒暑假還被迫到校補課。如此處境下的學生,難有足夠的時間與精力發展興趣愛好或關心時政,而完全淪為考試機器。越來越多年輕人批評中國畸形的教育製度甚至不能滿足就業需要!中共政權哀嘆中國“人才匱乏”,這其實是它自己的資本主義緊縮政策造成的結果。

高考帶來的巨大壓力,也催生了“祈福”產品市場,這些商品本質上只是普通的筆丶蠟燭等物件,僅因為和高考扯上關系而價格漲上數倍,而算命等迷信服務也在高考期間受到部分考生家長追捧。更有部分家長給孩子服用“聰明藥”,期望提升學習能力。然而這類“聰明藥”屬於中樞神經興奮劑,並不會真的提高服用者記憶力或智力;服用者需要每日不斷增加劑量以保持原有效果,迅速停藥後會出現顯著副作用。訴諸迷信或“聰明藥”是學生與家長面對“一考定終身”極度焦慮的表現。

前景黯淡

盡管工人和農民家庭的花費如此巨大的努力考上大學,但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前景卻越來越黯淡,特別是那些不是畢業於“精英大學”的學生。麥可思研究院發布的《2019年中國大學生就業報告(就業藍皮書)》顯示,2018屆大學畢業生平均月收入為4624元,面對持續上漲的衣食住行成本顯得捉襟見肘。該報告還指出,部分專業畢業生連續三年存在失業率高丶薪資和就業滿意度低落的問題。

此外,隨著職場對學歷的要求持續提高,越來越多的中國大學畢業生選擇深造,希望獲得更高的起薪,但是讀碩士丶博士需要投入時間和金錢以及推遲就業丶較晚開始得到收入所帶來的壓力。

從“改革開放”恢復高考一開始,基層家庭的學生就處於不利地位,而現在高考已成為篩選出“中間階層打工者”的機器。沒有上過大學或者只是受過職業教育的年輕人更是淪為“廉價勞動力”。社會主義者主張,所有公共教育機構全面公有化,由教職工丶學生與家長民主製訂課程與政策,讓每一名學生不論出身如何都有享受免費丶優質丶全面教育的機會。更重要的是,需要民主的公有製和計畫經濟,讓工人管理經濟和社會,從而使每個人得到平等丶優質的生活條件,才能消除教育以及整個社會的不平等。

中國:十一國慶揭示政權進入恐慌狀態

十月一日,習近平在北京舉行閱兵。這場慶典看似是在炫耀中共政權的強大軍事力量和中國的「繁榮穩定」,但其實反映出中共統治精英的深刻恐慌。

十一之前,全中國進入「臨戰狀態」,多省當局發出文件要求防範群眾抗議。北京更是遭遇空前嚴格的安保措施。除了一貫的多重交通安檢和搜捕訪民之外,天安門周邊地區從9月30日開始停止供應煤氣,禁止居民在家中做飯。周邊居民被要求在十一上午出門集合,直到慶典結束後才可以回家。

大型醫院被禁止接收新的住院病人,而且除非緊急情況不得進行手術。大批商鋪、飯店和娛樂場所也被關閉。甚至連上公廁也需要出示身分證、如廁種類、預計時間,如果沒有在預計時間內結束,則要寫兩百字的說明。

《紐約時報》駐北京記者赫海威被要求離開他在天安門附近的住所,武警在他家中駐守了四天。赫海威說:「過去4年來,作為一名駐京美國記者,我習慣了繁瑣的簽證規定、機場的麻煩以及在農村的隨意扣留,但我還從未遇到過警察霸佔我家的情況」。

即便在習近平已大大強化國家鎮壓的情況下,這些安保措施仍然顯得十分瘋狂。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說:「不像在準備一個盛大的節日,倒像是要預防一場大難」。這顯示出中共政權的真實心態。經濟嚴重放緩、香港空前的反威權群眾運動以及不會在短期內解決的中美帝國主義沖突,令習近平政權面臨重重危機。

中共權鬥繼續

習近平曾經不可一世的「強人形象」已經開始動搖。就在十一慶典次日,中共黨刊《求是》雜誌刊登了習近平在2018年的一篇演講,談到要防止「禍起蕭牆」。在多重危機的壓力下,曾經一度偃旗息鼓的中共權鬥已經再次浮出水面。

八月底習近平視察甘肅時,央視播出一段「路邊群眾」高呼「總書記萬歲」的視頻,隨後《新華社》之後的報導將其改為「祖國萬歲」和「共產黨萬歲」。隨著中國經濟和外交局勢的惡化,中共的權力鬥爭也將繼續升溫。

中國經濟已經步入危機。按照官方數據,到今年九月份,中國製造業已連續五個月萎縮,而三、四月份的短暫增長也只不過是因為政府大規模的經濟刺激。而且至少約三年以來,製造業和其他行業的就業崗位幾乎一直在減少。今年由於中美沖突和中國內部的經濟問題,失業問題可能在加速惡化。

豬肉危機

與此同時,豬肉價格的飆升也令中共政權備感擔憂。由於非洲豬瘟從去年以來持續擴散,大批病豬和生豬被屠宰,豬肉供應短缺,價格一路上漲。今年八月,中國豬肉價格比一年前高出一半。而且據估計,豬肉價格上漲將持續到農曆新年,即明年一月。

豬肉是中國最主要的肉食品,因此豬肉價格的瘋狂上漲不僅會直接加重基層群眾的生活負擔,也會拉升其他商品的價格。《紐約時報》的一篇報導說,八月下半月「漲價」這個詞在百度上搜索量增加了四倍,而更為學術性的術語 「通貨膨脹」的使用量幾乎沒有變,這可能表明大多數關於漲價的抱怨來自基層群眾,因為豬肉和蔬菜等價格上漲對他們的影響更大。

為了緩和群眾對豬肉價格上漲的不滿以及可能隨之而來的社會危機,各地政府採用豬肉補貼、使用冷凍豬肉庫存等措施,但都不過是杯水車薪。經濟增速低迷和物價上漲使中國正在走向「滯脹」,這將意味著群眾生活水平的降低,更難繼續容忍中共獨裁統治。

「重大的」貿易協議?

幾乎肯定中美貿易沖突將繼續升級。這樣中國經濟將面臨更大壓力。雖然中美在10月11日於華府達成了暫時性的貿易協議,但這不代表這兩大帝國主義之間的沖突就此平息。美國願意暫緩將關稅提升至30%,以換取中國向美國購買更多農產品。這遠遠不是特朗普所聲稱的「重大的協議」。

這些協議的內容在一年前就可達成,雙方根本毋須蒙受懲罰性的經濟損失。現時雙方的關稅維持在25%,但特朗普威脅在12月15日增加在休戰協議中沒有提及的關稅。

諷刺的是,在美國的政治體製下,特朗普現在變成了對華的「溫和派」。10月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發帖向習近平道賀,但沒有提及香港警察當天首次向抗議的青年開槍,因而受到民主、共和兩黨的反華鷹派大力攻擊。

在華府達成的極為有限的停火協議,可能會舒緩股市的緊張神經,但中美沖突的主要方向還是繼續走向升溫。我們也要明白,中美政權之前在達成暫時性休戰協定的幾天後就將其打破,而在6月大阪G20峰會的協議也是如此。沖突降溫的機會越來越很小。

特朗普在9月曾威脅將中國企業從美國股市中剔除。雖然還未實施,但這只是華府考慮抵製中國抵資及限製其進入美國市場的做法之一。而長遠來說對全球經濟影響更為深遠的科技戰也繼續升級。美國方面正在擴大製裁中國科技企業的「黑名單」。

雙方都渴望降溫

10月7日,即華府會談的前幾天,美國商務部將28家中國公安部門及企業列入貿易黑名單,理由是北京在新疆殘暴對待穆斯林維吾爾族人及其他穆斯斯少數民族。這做法對習近平政權來說極具挑釁性,但卻沒有破壞華府的會議。從這點可見,雙方都極為渴望沖突得到至少暫時性和局部的降溫,以免造成更大經濟破壞。

即使美方威脅進一步在貿易和金融方面作出懲罰措施,中共政權還是如此希望達成有限的協議,可見當局在國內面對極大的壓力。習近平一方的談判員提出在農產品方面的讓步本身並不顯著。但中方當同意了這一讓步,代表著他們放棄了一直用來向美方施壓的武器(針對農產品是北京想用的武器,就如在與臺灣的沖突中針對水果,在與菲律賓的沖突中針對香蕉,在與挪威的沖突中針對三文魚)。

特朗普曾吹噓自己進取的政策可以全面調整中美貿易,但現在被迫大幅降低期望。即使是最低程度的貿易協議他也表示歡迎,以免空手而來地參與2020的總統選舉。

推翻資本主義及帝國主義

但特朗普已不再完全控製這一事情發展。他的反華立場打開了潘多拉之盒,內裡充斥著強大而互相矛盾的勢力。這就是帝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邏輯。在這製度裡,一場爭奪成為世界霸主的中美競賽是不可避免的,除非由工人階級通過推翻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並在奪權後在多個國家建立真正的社會主義政府,為國際社會主義及民主規劃全球資源鋪路。

世界進程發展得如此快速和多變,以至連特朗普也可能會被民主、共和兩黨批擊為「對華軟弱」。就將華為列入黑名單的問題上,特朗普願意作出讓步,但卻受到國會及軍工業的聯合勢力製肘。這股勢力也向他施壓,要求他對香港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路線,不是因為他們關心民主權利,而是因為他們視香港為對抗中國有用的棋子。

《社會主義者》雜誌及工人國際委員會解釋及作出警告,工人運動及所有受壓迫者的運動,例如香港民主運動,應該維持完全的獨立性,獨立於現時權鬥中的全球資本主義精英。

貿易戰只是一幫資本家強盜對抗另一幫資本家強盜以保護自己私利的方法。同時資本家繼續令工人階級的權利和民生倒退,並且將環境破壞至幾近被毀滅的程度。工人階級迫切需要建立自己的政治替代方案,以立即全實現民主、並且將大企業民主公有化,以國際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與民主主義。不論是美國反對特朗普及億萬富豪的工人和青年的鬥爭,還是中國受壓迫群眾反對中共富豪獨裁政權的鬥爭,社會主義綱領都是唯一出路。

中國:非洲豬瘟肆虐中國 嚴重影響群眾生活

由於非洲豬瘟,農歷豬年的中國可謂“豬事不順”。自2018年8月1日於沈陽爆發起,非洲豬瘟疫情在中國持續蔓延,並於今年4月19日遍布中國31個省市。受疫情影響的豬只死亡與大規模撲殺,以及很多養殖戶退出養豬業,造成中國豬 肉價格飆升,其中五花肉在北京部分超市價格更達每半公斤55.8元人民幣。對此,中國老百姓紛紛感嘆吃不起豬肉,網路上亦有人製作以大塊生豬肉掛頸的“炫富新方式”圖片進行嘲諷。許多民眾和部分餐飲業商家轉向尋求替代品,也帶動其他肉類等食品的價格上漲。

豬肉價格大幅上漲

很多養豬戶和攤販亦遭受巨額損失。江西省吉安縣的一位養豬戶聲稱,自6月他的農場內10000頭豬感染非洲豬瘟後,除了埋葬死豬以外,他還不得不賤賣上萬頭活豬。再加上疫情被認為是不可抗力,因此他也無法從保險公司或當地政府得到賠償。總共算起來,他的經濟損失已超過500萬元人民幣。而市場上的豬肉價格大幅上漲,令許多豬肉攤位的銷量受到直接影響。有攤販已經不再指望賺錢,而只期盼保本,而另有攤販則決定自行吸收部分成本甚至虧錢賣。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大型生豬養殖企業為主不同,中國的養豬業由散戶和小型養豬場主導。相對大型養豬場,小型生產者資金缺乏,因此技術落後,應對極端天氣、防治疫病和處理汙染的能力較差。養豬業產業集中度低也令中國生豬市場價格波動更加劇烈。因此,此次疫情蔓延如此嚴重、疫情開始後豬肉價格飆升,與中國的普遍養豬模式也有一定關系。

除了本國遭遇的豬瘟疫情,國際情勢 或多或少影響中國的豬肉供應情況。中國在貿易戰中對美國豬肉征收的關稅已高達72%,而中國早早已在8月購買了超過1萬噸美國產豬肉,不免令對美國展示強硬姿態的中共政權處於尷尬境地,同時令越來越多的中國群眾意識到自己絕不會是貿易戰中的贏家。這意味著中國需要尋求阿根廷和葡萄牙等新興市場的養豬戶來填補供應缺口,然而並沒有足夠的豬肉來滿足中國的需求,因為中國的豬肉消耗量占全球一半。美國農業部估計,今年前10個月全球豬肉總出口將為880萬噸。如果中國要進口世界上所有可交易的豬肉並用盡其所有冷凍儲藏量,那麽供應仍然會短缺約600萬噸。

對於中國,2019可謂極度敏感的一年:這一年是中共建政70周年,習近平政權正想借由慶祝的機會彰顯自身威力,為了製造和諧盛世景象,不惜升級監控程度、壓抑娛樂生活; 這一年也是六四事件30周年,而該事件的誘因之一正是嚴重通貨膨脹。考慮到豬肉在中國民間飲食的重要地位( 中國是世界唯一擁有生豬儲備的國家),豬肉價格問題對習近平政權的嚴重程度甚至已經超過香港反送中和中美貿易戰。中國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更表示:“保障豬肉供應是黨中央的軍令狀。” 福建、貴州、廣西等省份已推出限購廉價豬肉的措施,由政府進行補貼。有資產階級自由派媒體人把這種做法比做毛澤東時代計劃經濟時期的糧票、肉票,或稱其為習近平治下政治左轉的體現,然而在哪怕是國有企業也早已按照資本主義邏輯運作的當今中國,這一點補貼也不過是習近平政權試圖維持社會穩定,從而保護中國資本主義的手段而已,與社會主義扯不上任何關系。

“豬肉不能吃”

在2018年12月非洲豬瘟已蔓延到中國多個省市時,有網民便因為在微信朋友圈聲稱“豬肉不能吃”而遭警方拘留。直到疫情嚴重到再也瞞不住的情況下,中共政權及其喉舌才終於承認問題存在。與面對近年眾多的食安問題一樣,中共在今次豬肉問題上再次顯得無能,無辦法避免食安和公眾健康的危機。政權在每次危機中的首要任務是維穩,將民眾的批評聲音消滅。中國此次遭遇的非洲豬瘟疫情源頭來自海外,且在中國爆發後也波及越南、菲律賓等周邊多國,影響當地群眾生活,所以應對疫情需要國際方案。然而資產階級的發展基於民族國家,也將追逐利潤淩駕於人民需要之上,因此尋求解方必須跳出資本主義框架。

中國:村醫集體辭職揭醫療製度腐敗

貴州22名村醫因待遇問題集體辭職一事引發熱議。一名村醫稱,他們待遇低,每天只有10元基本工資,實在是無法生活。

此類村醫集體辭職一事已不是第一次發生,6月28日,河南省先後有36名和28名村醫集體提出辭職。理由稱:但由於我們工作壓力越來越大,工資發放不到位,上級層層克扣,現在我們村醫已經生活不能自理,對此我們村醫深感遺憾。

另外根據媒體的曝光,7月14日黑龍江省依蘭縣的個鄉鎮的63名村醫又聯名提供辭呈。村民稱,2018年村醫給村民墊付的醫保資金至今未撥付到位,“多則幾十萬,少則十幾萬。”全縣村醫多次到縣醫保局、縣政府討要無果,導致村醫資金嚴重短缺,無錢購藥,甚至有的村醫債臺高築,沒辦法給村民服務,家庭生計難以維持。據國家衛健委的統計數據顯示,鄉村醫生數從2017年年底的90.1萬減少至2018年年底的84.5萬,一年減少了5.6萬人。

待遇極低

總體來看,村醫集體辭職的大部分原因大部分在於村醫工資低,工作繁重,國家補貼遲遲發放不到位等等。

7月23日,湄潭縣衛健局通報稱,對定額補助、績效考核等進行了整改,從原每月發300元、考核517元糾正為每月發717元、考核100元。7月9日,河南兩鄉2018年和2019年拖欠村醫的基本公共衛生經費都已發放到位。然而,工資發放不到位是製度腐敗所造成,縣政府至今只承認工資有拖延、但否認有克扣,其承諾是否能落實還是很大疑問。

另外,針對黑龍江4鄉村醫反應問的問題,縣裏成立的專項工作組及紀委監委將對做進一步的調查。同樣,黨和政府部門的腐敗且欠缺獨立工會的監督,很可能變成自己查自己,或者得出治標不治本的結論。

村醫集體辭職事件並不是偶然的,其背後的根源是村醫製度問題。因為中共的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公共醫療資源被不斷削減。村醫群體一直遊走在國家編製之外,而是否有明確的勞動關系,令村醫的待遇和退休金受到打擊,再加上藥物被變成牟利工具,價格成倍上升,加重醫師的負擔。廣大鄉村醫生們必須團結起來,組織起獨立的民主工會,並且要求增加公共醫療資源,要求將國家醫療歸於民主監督,才能捍衛自己的權益。

中國:中共利用打擊“精日”分子維穩

精神日本人,簡稱精日,又稱精日分子,中國內地政治和社會議題中的一個負面指涉用語,本意指極端崇拜日本軍國主義仇恨自身民族,在精神上將自己視同軍國主義日本人的非日籍人群。

但在近年來,隨著中共不斷強化的民族主義宣傳,在中國國內的持有官方立場的傳媒機構(如環球時報、共青團中央等),會以揭發“精日”為名義,對反對中共甚至僅僅只是持有不同意見的國內人士實施汙名化,並對其實施以官方帶頭施行的網絡暴力行為。例如田佳良事件便是一例典型。

文字獄擴大

而這種情況在2018年以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英烈保護法》的出臺,這種文字獄行徑的範圍和影響都開始不斷擴大和深化,甚至演變成了中國警方對異見者的迫害和濫捕。在2018年7月28日,更是有過一日拘捕9名“精日”分子的案例,並以警方微博掛出,頗有“殺雞儆猴”的意味。雖說中共一直在為國內言論環境施以高壓,且調動民族主義來轉移矛盾與迫害異見者也是中共屢見不鮮的操作,但在互聯網時代以來是第一次如此目的明確且大規模地利用民族主義情緒對異見者進行輿論審判,並以刑事拘捕落實這種“莫須有”的罪名。

這種行為的目的一方面是演變為仇恨狂熱,在煽動所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狂
熱情緒的同時,也將對於異見人士的迫害進行合理化,甚至偽造成一種“民意”。
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國內持有反對或異見思想者不敢在網絡和現實中輕易發聲,從而鞏固了中共實施白色恐怖統治的政權。不僅是“精日”這一項罪名,諸如中共也會汙名化香港反送中示威者為“港獨”,以中國人的大一統情結來轉移國內輿論矛盾,分隔港中兩地群眾鬥爭。

今天中國民族主義只是統治階級分化工人階級的工具。中共越利用民主義反而証明其統治的不穩定。社會主義者反對中共越來越利用民族主義來維穩,逮捕異見人士和進行言論審查。

中國:對抗公共交通性騷擾 需要戰鬥性行動

在中國,發生於公共交通的性騷擾一直普遍存在,女性尤其身受其害,並受到公眾關註。對此,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做過兩份民調:2015年對1899人的調查顯示,53.4%的人曾在公共汽車或地鐵上遭遇性騷擾。2012年近萬人參與的民調更顯示,81.9%的人認為地鐵上存在性騷擾,其中21.6%感到地鐵性騷擾多發。

性騷擾的深層原因在於權力不對等,父權社會結構影響社會的各層面,包括家庭內、勞動市場以及政治體系,因此女性遠比男性易於遭受性騷擾。2017年12月,在深圳進行、對433人的一項調查顯示,女性遭遇性騷擾比例高達42%,而男性僅為6%。受此狀況影響,深圳地鐵於全網陸續開設女性優先車廂。然而該設置並非法律層面的強製措施,地鐵工作人員無權強製驅離進入該車廂的男性;並且深圳地鐵客流量極高,大部分乘客首要考慮的是自己能否擠上列車。久而久之,不少男性也會無視相關標誌,進入女性優先車廂,令該車廂的設置流於形式。

指責受害人

女性乘客時常面臨指責受害人言論。2012年,上海地鐵第二運營公司於微博發布一張穿“透視裝”的女性乘客照片,附“穿成這樣,不被騷擾,才怪”等文字評論,引發輿論譁然。盡管上千名網民對此抨擊,支持檢討女性衣著而非色狼的留言亦存在不少,甚至為地鐵公司所轉發。為反擊上海地鐵的父權態度,有兩名女性攜帶具有反抗意識的標語乘車,引發媒體爭相報導。

女權運動的發展令中共統治集團感到壓力,不得不作出表面上的改變,例如人民日報山東分社社長、人大代表徐錦庚提出對抗性騷擾的一系列方案。但由於父權製依賴於資本主義製度繼續存在,親資官方的宣傳與立法的效果極為有限。戰勝公共交通性騷擾,需要對抗親資政府對公共服務的私有化和商業化。需要組織獨立民主工會,讓公共交通員工組織起來,實施改善職場和公眾安全的措施,包括女乘客的安全。而工人的自我組織不免要挑戰中共獨裁政權,並尋求經濟上解放女性的社會主義替代。

中國:新疆民族清洗和鎮壓的擴大化

中共獨裁政權以所謂的“打擊極端主義”的名義,通過所謂“再教育營”使得上百萬新疆各族勞動者僅僅因為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背景就要失去自由、不得不面臨監禁和虐待,已有數年之久;在新疆,對於所謂“極端主義”的定義十分廣泛,如果你外表上似乎比較特別(例如留較長的胡子),或者與海外的親友一直保持聯系,那就會成為中共所說的“極端主義者”。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高壓政策將各族人民當作囚犯一般監視和虐待,中國已經成為了名副其實的各族人民的監獄。

“宣揚極端主義罪”

新疆再教育營的條件十分惡劣,時有醜聞曝出,去年逃亡到哈薩克斯坦的一名中國伊犁鞏留縣哈薩克族商人喀依夏.阿汗在躲藏一年零四個月後披露,甚至有少女在“再教育營”內遭到強暴並懷孕生子。喀依夏是一位從事進出口貿易的商人,經常往返於伊犁和哈薩克斯坦,去年5月4日因病住院期間,由於手機沒電關機,當地警察通知其母親讓她去公安局接受問話,結果她到公安局後就被拘留。似乎中共非常喜歡使用這種哄騙的手段將少數民族群眾騙入再教育營。自今年五月以後,為在國際輿論壓力下掩人耳目,被關押在再教育營的許多穆斯林被判刑後移送監獄羈押,他們以“宣揚極端主義罪”等多被判刑十年以上,而少數被釋放者由於酷刑或藥物、食物迫害,不是內臟損傷就是精神失常,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

如今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的鎮壓和摧殘已經不再僅僅限於新疆而在往其他省份擴散。從北京到寧夏,政府已經禁止公眾使用阿拉伯文字,數個省不再向食品生產商和飯店發放清真證書,有圓頂、宣禮塔和其他中亞或阿拉伯世界特征的清真寺建築被拆除。中國各地的回民聚居區和清真飯店都發生了政府同伊斯蘭教徒的沖突。河北邯鄲黃粱夢鎮的官方微信曾主動宣稱對該鎮的蘭州牛肉拉面館等清真飯店的檢查和對阿拉伯語及廣告牌上的宗教元素的清除,但之後該內容又被刪除;海南省三亞市委宣稱其自去年11月以來在回新和回輝等回族社區不斷推進所謂檢查行動,檢查“違規個案”。這兩個社區為海南穆斯林回族的主要社區,有1萬多名回族人。中共獨裁政權對外宣稱這些只不過是要遏製“泛伊斯蘭化趨勢”而已,包括沙特在內已經有三十多個伊斯蘭國家表態支持中共的所謂“去極端化”行動,哈薩克斯坦外長於最近表示“大部分新疆哈薩克人已經獲釋”,而美帝國主義則只是關心能否利用這一
輿論在中美沖突中獲得某種道德優勢,根本不考慮也不關心中國少數民族所受的悲慘壓迫,各個資本主義國家在新疆問題上表現得十分虛偽,要麽由於和中共獨裁政權的利益關聯而無視,要麽就只關系如何借此機會投機。

國家恐怖主義

中共獨裁政權的所謂“去極端化”根本不可能向有伊斯蘭教傳統的民族推廣無神論(中共扭曲“無神論”的政治觀點),也不可能消除“分離主義”,這只是對少數民族
勞動者及窮人的自由、生命和文化的摧殘,只會使中國各民族間的關系愈發緊張。中共獨裁政權對少數民族自由和文化的摧殘和上世紀國民黨統治時期推行的大漢族主義的“大小宗族論”如出一轍:將各少數民族貶低為“宗族”,在文化上則采取民族歧視政策,貶抑新疆少數民族的地位,認為各少數民族是中華民族的“小宗”,未來應當“同化”到作為“大宗”的漢族中去,試圖以此推行民族同化政策而維護對新疆的統治。中共這種種族歧視的意識形態源於中國作為帝國主義崛起的階級立場。新疆作為一帶一路及其歐亞心臟地帶的跳板,在地緣政治上相當重要。這點驅使中共要通過國家恐怖主義來“解決”新疆問題,並利用“同化”理論及反伊斯蘭宣傳來合理化其殘暴的政策。中共獨裁政權以監獄般殘酷的手段迫害各個少數民族,必然遭受到各族勞動者的奮起抗爭,中共的民族壓迫越是嚴厲,就會暴露其統治基礎越不穩固,必然被各族勞動者的革命所推翻。

社會主義革命傳統

包括新疆維吾爾族在內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並不缺少社會主義革命的傳統,早在1917年十月革命席卷中亞後不久,秕鄰中亞的伊犁和塔城兩地就有俄僑教師、學生等參加的示威遊行,以祝賀新的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成立,並且提出八小時工作日和星期天休息的要求。

1918年新疆伊寧女子學校的師生員工在校長阿裏普.哈比托夫的組織下,在“三八”國際婦女節進行示威遊行,他們用俄文和塔塔爾文打出“蘇維埃共和國萬歲”、“工人萬歲”的標語、紅旗,並且散發傳單;1918年4月在新疆伊犁舉行了由教師、學生、工人兩千多人參加的示威遊行,高呼反對壓迫、反對楊增新政府。

楊增新在致大總統的電報中不安地說:“查此項過激派以平等自由為宗旨,以不分官民階級為政策,以不分國界不分種族為標說。當此民窮財盡、人心思亂之際,最易被煽惑。吾恐過激主義始則浸淫於邊地,繼則蔓延於內省,終且普及於全國。”

這在中國馬克思主義傳播史上來說要比中國內地的省份要早;而之後三區武裝起義推翻了倒行逆施的盛世才軍閥政府,新疆共產主義者同盟和三區政權相信當時的中共,懷著“建立沒有國民黨、沒有帝國主義統治,以各民族的真正自由平等為基礎的,事實上的新民主主義政權”,“誰希望自己的民族獲得解放,誰就必須為其他民族的解放鬥爭”的希望加入了中共,與今天的現實截然相反。新疆和中國其他地區的少數民族反而要面對中共統治下各民族的監獄般的中國的事實。

民族自決

我們對此的回應仍然是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者與中國勞工論壇堅持民族自決原則,堅決同中共統治下的各個被壓迫民族一起與中共獨裁統治作鬥爭,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不可能為被壓迫民族取得真正的自由與獨立,為了實現真正的民族解放,各民族勞動者必須為實現工人民主同包括中共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在內的壓迫者作堅決的鬥爭。

這需要一個清晰的社會主義綱領來創造一場團結的工人運動。這場運動的訴求包括所有人享有優質住房和工作崗位、立即在不扣減工資的前題下實現每周工時40小時、組織和建立獨立工會的自由、在就學製度和就業製度方面結束歧視,所有語言享有平權。唯有通過群眾鬥爭,才能打倒種族主義和各種宗教及民族沙文主義,同時捍衛文化及宗教自由、結束鎮壓和國家恐怖主義,通過民選的委員會對警隊實施民主控製,要求軍隊及武警撤離,由多元民族的工人階級維安隊取而代之。

我們相信歷史和現實中為爭取自由而鬥爭的新疆各族勞動者必將取得勝利!

茂名抗爭贏得重大讓步

11月底,數千人在廣東省茂名化州市文樓鎮示威,反對興建火葬場。一千名防暴警察派至當地鎮壓示威。示威者包括很多青年及學生。因為地方政府本來宣布興建生態公園,後來被發現向居民隱瞞興建火葬場的計劃。居民害怕火場的汙染物會令水源和土地有毒,阻礙該地區的發展。

警察鎮壓造成暴力沖突,過百人被捕,有示威者用架設圍欄及砸磚頭的手法對抗催淚氣體和水炮車。維權人士範一平向《自由亞洲電臺》表示,“茂名抗爭者從一開始就對抗的很激烈。”居民感到(當局)就好像挖了他們的祖墳那樣。而香港運動對茂名示威很明顯造成政治影響,有媒體報道有茂名抗爭者喊出“時代革命”的口號。

地方當局起初強硬回應,然後迅即改變立場,在四天內宣布永不興建火葬場。有報道指所有被捕者會被釋放,而傷者會得到醫療賠償。中共政權明顯害怕香港運動會像“病毒”般傳播到內地。《南華早報》總編輯譚衛兒指:“他們(廣東當局)一定很明白,如果事態失控,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山西煤礦爆炸 15工人死亡

山西省晉中市平遙縣一處煤礦於11月18日發生瓦斯爆炸。官方證實,共有15人死亡,9人受傷。目前該事件被定性為一宗企業違法違規生產的引起安全事故,據報導,初步分析,該礦違規布置炮采(爆破采煤)工作面開采區段煤柱,采用局部通風機通風,放炮導通采空區,導致采空區瓦斯大量溢出,遇火花發生瓦斯爆炸。官方強調了煤礦所屬企業平遙峰巖煤焦集團二畝溝煤業有限公司的“利欲熏心“,”逾越紅線“和種種具體安全問題。根據該企業網站信息,現有員工5000多人,資產50多億元,是當地的龍頭企業。

近年來,中國煤礦事故數量雖然有了不小的減少,但是總量依然不容忽視。而且還有許多沒有上報,不列入統計的事故,例如今年6月,陜西渭南白水縣的煤礦發生安全事故,有5人死亡,而該事故沒有上報,所以很久之後才被發現。有評論稱,中國每年礦難的死亡人數占全世界的7 0 % , 所以煤礦安全依然是中國的大問題。

無視生產安全

雖然中央一再強調煤礦的生產安全,但是一方面各地的大型煤礦企業經營日久,有深厚的政商關系,可以輕易的鉆空子。另一方面,對於許多內陸省份政府,煤礦也是極其重要的地方財政收入來源,對保住GDP增長率有重要作用。事實上,山西省的重要大企業幾乎全都與煤炭直接或間接有關。因此,地方政府很難下定決心徹底整改。

單單靠政令法規來敦促安全,最終都會流於官僚形式,在資本主義邏輯下工人始終只是工具,資本家只會從成本的角度來考慮安全問題。沒有獨立的工人組織,單個工人在礦主面前沒有任何談判能力,甚至不得不幫忙掩蓋會危害自己的安全問題。而沒有民主參與的安全政策,始終只是為了官僚資本的利益,需要並購小礦私礦時強調安全措施,需要加大產能時這些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所以無論是為了工人的安全,還是為了大規模轉用再生能源,我們呼籲首先建立獨立的工人團體,並擴大鬥爭至對煤礦企業全面實施民主的公有化管理,在人民的控管下製定切實可靠的安全和能源政策。爭取職業安全和綠色能源的鬥爭是連系著爭取言論自由和結社自由的鬥爭。我們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左翼工人政黨,來團結人民,組織工人鬥爭。

從網路輿論看中共愛國宣傳逐漸失效

六個月以來,香港人為了自由和民主的抗爭,引起了世界各地的關註,其就好似煽動一場風暴的蝴蝶,讓整個世界都受到了深遠持久的影響。然而,當香港的抗爭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與香港僅一河之隔的中國內地年輕人們,又是如何看待這一場運動的呢?

驚醒

事實上,在“反送中”運動的初期,也就是2019年六月時香港示威者進行的一系列和平示威活動的時候。內地的社交媒體中對這場運動的報導非常之少,就算是極個別報導或談論了香港示威的內地媒體和個人網絡言論,因為內地普遍實施的網絡言論管製,大多也都是被刪除和限流。就算是少數通過外媒渠道知道了香港反送中運動的爆發,大多也都認為這只是一場小波浪。

可隨著運動的發展,直到六月的後期到七月份的時間,中共政府終於意識到香港的抗爭將會長期且猛烈地持續下去,直到此時,中國內地的媒體,才陸續開始對香港的示威情況開始進行報導。而在這時,內地的大部分民眾這才如夢初醒,意識到了香港人正與政府做著抗爭。

就和往常一樣,他們以民族主義的狂熱思想裹挾著內地的言論氛圍。他們將香港民眾的抗議汙蔑為“港獨”,而那些參與示威的年輕民眾,則被中共的喉舌汙蔑為無所事事的“廢青”和唯恐天下不亂的“暴徒”,並製作一些斷章取義的視頻片段以作為香港示威者們“惡行”的證據,宣揚香港警察“嚴正執法”的正當性。

幾乎所有的“95後”和“00後”的年輕人們,都被官方引導的民族主義思潮所影響。例如在2019年7月21日,被視作是中國的“民族主義先鋒隊”的李毅吧“出征”聲援香港特區政府和香港警察(雖最後因為“惡俗系”人員的阻擊而鎩羽而歸),又比如因為“懟港獨”而得到了官方贊許的“飯圈女孩”群體和洗版推特中文圈的“孫笑川258”群體等。這些都是受到中共民族主義宣傳而出現,並對香港抗爭者采取敵對行動的中國年輕人群體。

但與此同時,由於中國自身內部政治經濟矛盾、美中貿易戰以及非洲豬瘟、鼠疫等天災人禍的影響下,中國內地的物價快速增長,民眾的經濟壓力日漸增加。而對此,中共政府一方面懼怕美國製裁,頻頻向美總統特朗普眉來眼去,另一方面卻需要加強民族主義宣傳,來掩蓋國家內部的矛盾,以維持自己的獨裁統治。

這樣做的後果,必然會造成的是社會矛盾的堆積,並在某些時候爆發出來。而中共本身,也遭到來自己所一直宣揚的民族主義的反噬。

從中共政府試圖收買香港居民而推出的一系列港澳居民限定的優惠性政策開始,中共喉舌媒體微博下的評論區就開始不斷“翻車”。不少內地民眾對中共的惠港政策表示不解和不滿,以至於到了管理員刪不過來的地步。這讓許多內地群眾意識到,自己那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不過是中共的工具。不少年輕人被“鐵拳”砸醒,不再跟隨中共的輿論引導。

另一方面,華為“251”事件,也讓很多的內地年輕人認清了自己是被資本家和中共剝削的“韭菜”這一事實。諷刺的是,華為這一企業一直都在販賣民族主義情緒,也被中共當局作為“愛國企業”的標桿宣傳。

暗流

不過,仍有一些年輕人敢於去了解、關註和支持香港的抗爭。他們雖然在目前的條件下不敢和體製進行正面對抗,但他們依然會去保持自己的思想,並運用網絡技術建設起自己的團體。他們或許將會成為與香港民眾及所有受壓迫者聯合抗爭的重要力量,並連系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內地工人階級,結束中共暴政。

華為李洪元事件

2018年1月31日,在華為公司工作了13年的工程師李洪元從華為離職。在離職前公司與他商談同意發放30萬元的離職補償。隨後華為以敲詐為由,讓深圳公安於2018年12月16日拘捕了李洪元。隨後經過偵查、補充偵查等階段,深圳市龍崗區人民檢察院認定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予起訴,於2019年8月23日將李洪元釋放,並且發放了10萬元的補償金。李洪元被無辜羈押的時間251天。根據當事人的供述,他被釋放的決定性證據是一段他用錄音筆錄下的當時與公司商談離職補償的錄音,這段錄音被他復製到多個設備中保管,在他的電子設備都被沒收的情況下,由他的妻子在他朋友的電腦中找到提交,才使他免於被判刑。

11月28日,檢察院的裁決書在網絡上曝光,引起了輿論的極大討論。網民批評華為誣告離職員工的行為,要求華為對李洪元公開道歉。但是對事件的相關討論和對華為的批評隨後遭到大量刪除,許多網民的帳號被封禁,這反而引起了網民更大的不滿和抗議。12月2日,華為遲遲做出回應,不但沒有進行道歉,反而說:“如果李洪元認為他的權益收到了損害,網民支持他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己的權益,包括起訴華為。”這種目中無人的態度將網民的憤怒推向極點。

民族主義“洗地”

華為作為中國的招牌高科技企業,在中美貿易戰中十分引人註目。美國對華為的打壓常常被中國官媒用來煽動國內民族主義。尤其是此前在加拿大被拘捕的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幾乎被宣傳成為了民族利益受外國迫害的民族英雄。12月2日,孟晚舟發表一份公開信,“感謝大家在者被拘押的一年裏對她的支持和鼓勵”。但是相關新聞下很快便充斥著網民對華為誣告員工的聲討。網民表示,孟晚舟能夠成為華為的首席財政官只是因為她是華為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她可以獲得保釋住在加拿大的豪華別墅中,還能頻繁獲得媒體曝光和國內民眾的支持鼓勵;而李洪元這樣的工程師,華為一切成就的真正創造者,不僅在案件缺乏證據的情況下無法獲得保
釋,在條件惡劣的看守所裏度過251天,他的遭遇還得不到任何媒體的報道,支持他的言論也要遭到刪除封禁。人們意識到:資本家不會因為勞動者同是中國人就不去剝削勞動者。中共編織的民族主義幻夢在現實面前一觸即潰。

華為李洪元事件表明了中國群眾的階級意識的繼續覺醒。IT行業一直都是高薪行業,其從業者往往更喜歡資本主義秩序,階級意識薄弱。但是隨著中國經濟愈發困難,他們也無法獨善其身。先是各大互聯網公司實行996工作製引起程序員的大規模網絡抗議,隨後又是網易、華為等公司對待離職員工的殘酷做法,越來越多的高薪人士開始認識到自己也是無產階級的一部分,認識到自己與資產階級的對立關系。而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過去意識形態的遺存和中國當前官方意識形態的外衣,也重新開始引起人們的興趣。在網絡上對李洪元事件的討論中不乏見到對馬恩列斯毛等官方推崇人物的著作、言論的引用,也有越來越多的人開始使用大學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課程中學到的知識來分析社會。

隨著資本主義危機加劇,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最復雜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必然還會繼續下去。由於中國官方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保留,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比其他資本主義國家更加容易發生。群眾階級意識的覺醒將會帶來怎樣的力量,讓我們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