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外賣員猝死、自焚，八大群體入會如何落到實處？
2020年12月21日，43歲的餓了麽騎手韓某在送餐途中猝死。韓某是山西人，在北京打工，當天早上9點開始送餐，到下午5點多，已經送了33單，就在送第44單香江北路某餐廳的訂單路上倒下了。餓了麽表示，韓某是通過蜂鳥眾包APP註冊的，與平臺無任何關系，出於人道主義，願意給家屬提供2000元。
不到一個月之後，外賣員的悲劇再度發生。2021年1月11日，在江蘇泰州一家配送站門前，47歲的餓了麽外賣員劉進引火自焚，聲稱“我命都不要了，無所謂了，我要我的血汗錢。”劉進每天起早貪黑，工作12個小時左右，卻發現11月的工資只有1000多元，比預計少了5000元。為了這被扣的5000元工資，劉進找了好多次配送點站長以及配送點的承包公司，但都沒討回工資，無奈之下自焚討薪。
外賣員在送餐途中猝死和以自焚來討薪也許只是極端個案，但兩位外賣員的日常工作條件是整個外賣員群體的共同困境——在算法的驅使下，外賣員只能通過延長工作時間，送更多訂單，來獲得更高的工資；超長工時加大了猝死的風險，也給送餐之途帶來了更多交通事故的隱患；平臺和公司任意調整訂單價格和騎手的工資，騎手對此卻幾乎毫無話語權和議價權；平臺通過外包、眾包等手段來模糊勞動關系、甩脫對外賣員的責任。平臺聲稱自己與其商業帝國的基柱外賣員之間不存在勞動關系，而廣大外賣員在沒有五險一金和勞動保障的情況下，聽從於平臺算法的安排每日奔波。
近年來，零工經濟蓬勃發展，2020年中國共享經濟從業者人數達到8400萬，但這一龐大的勞動者群體的勞動保障仍遲遲跟不上。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於2017年收錄到10起外賣騎手罷工抗議事件，到2019年上升至45起。2020年，受到疫情影響，許多失業工人湧入外賣行業，盡管勞動條件變得更為嚴苛，但工人抗議大幅減少，一年中只記錄到3起外賣員抗議事件。2021年，隨著經濟生產的復蘇，外賣員的抗爭也有所上升。
不論是統計數據，還是上述兩起個案，都一再證明了外賣工人需要有組織的力量去與平臺議價協商，爭取更好的勞動條件。就此問題，中國勞工通訊電話訪問了上述兩起事件所在的地方工會，探討工會是否可以代表外賣員，以及工會打算如何組織靈活就業的外賣員加入工會。
猝死於北京的外賣員韓某最後取餐的地點在香江北路某餐廳，就此我們聯系了餐廳所在地北京市朝陽區孫河工會服務站。我們提出，在悲劇發生後，外賣平臺推卸責任，說工人和平臺沒有任何關系，只願意給兩千塊錢的人道主義協助，這種情況之下工會能否代表猝死外賣員家屬爭取工亡待遇？對這一問題，孫河工會服務站工作人員首先發問，“我不知道您說的員工是不是我們這兒建會單位的員工”。
工會只服務轄區內建會單位的會員，但很多企業雇主根本不建會，就算建會也不會在每個轄區建工會。是否是建會單位的會員，涉及到當地是否有外賣送餐員工會，以及外賣員如何加入工會的問題。而孫河工會服務站表示，該區還沒有送餐員工會，“因為我們建會是以公司為建會的，不是說以個人或是一個集體然後他就建會了”。工作人員進一步解釋，首先要餓了麽平臺建立工會，騎手作為公司員工才能入會。
除了公司建會以外，孫河工會服務站又提出了轄區問題。工會組織關系由公司所在轄區決定，“它這個工會組織啊，不是說就是全都是我們轄區的就歸我們管。像那個國企、央企，就不歸我們管。還有很多企業是跟那個朝陽區直接管。還有好多企業是市裏面直接管……這個餓了麽它肯定是很大的一個平臺，它不會受我們地區總工會管的。它有可能是市裏面直管的吧，或者是區裏面直管的。”聽起來，如果企業雇主沒在本轄區建會，地方工會對發生在當地的工人侵權事件就可以置之不理。
孫河工會服務站又指出，餓了麽公司不在北京成立，其工會也不在北京。盡管北京有成千上萬的外賣員，每天穿梭在城市中，維持著城市運轉，但按照孫河工會的說法，這些勞動者似乎與北京地方工會沒什麽關系了。盡管如此，工會工作人員還是多次強調，朝陽區成立了快遞行業工會，囊括多家快遞企業，外賣員也應該包含其中，實現了百分百全覆蓋。一方面是“行業工會全覆蓋”，另一方面卻是騎手猝死求助無門，令人疑惑全覆蓋的企業工會究竟為誰而建。
此外，對於媒體已有諸多報道的外賣員猝死一事，孫河工會服務站對其真實性仍存懷疑。“如果有這個事件，我們鄉政府一定會知道的。因為鄉政府好多安全部門，還有勞動部門，安全生產這種，他一定會知道的，而且一定我們會開會共同解決的。但是到現在我都沒有聽說過這個消息。”如此看來，雖然朝陽區有特殊行業工會百分百覆蓋，工會和政府部門也有聯動機製，但事故發生後，當地工會對於本地工人工亡仍不知情。
針對江蘇泰州外賣員討薪自焚事件，我們聯系到了泰州市海陵區總工會。海陵區總工會表示，知道這起事件，此事目前由區政府網信辦主要負責，其他部門配合。遺憾的是，從劉進收到11月工資，發現工資被扣，到最終憤而自焚，中間過去了18天。這18天裏，他與公司進行過交涉，但沒有找過工會。事件發生後，由政府處理，看來工會在其中也並無角色。
在海陵區，建會成為了癥結所在，沒有基層工會這一抓手，工會難以彰顯力量，維護員工權益。海陵區總工會表示，目前在泰州還沒有送餐員工會聯合會。與北京做法類似，在泰州，外賣員也只能通過公司加入工會，只有公司成立了工會，外賣員才能成為工會會員。工會進一步指出了建會的重要性，“如果他建立了工會，我們（工會）還是有一定的就是話語權吧。如果人家沒有建立工會，我們去貿然，就是職工有訴求我們去找，企業他不聽你的也沒有辦法。”看起來，企業雇主掌握有建會的主動權，而工會完全被動。如果企業雇主不同意建會，工會自認為沒辦法組織工人。而當工人有訴求的時候，在沒有基層工會的企業，地方工會既不敢去組織工人直接成立基層工會，也不會主動代表工人的利益去與企業雇主展開談判。
另一方面，海陵區總工會雖然表達了願意為職工維權的意願，卻把工會當作官僚體系，為工人求助設置了諸多門檻。海陵區工會要求，工人得主動上門找工會求助，並且需要逐級訪問各級工會才行。“如果職工他有反映、有訴求，那我們去幫他去調解、去維權，或者是幫他去法律援助。但是如果他不跟他們本級工會或者是所在地的工會去反映或者幹嘛的，我們是沒有辦法去了解到這個事情的……比如說，這個企業的職工，他們成立了工會，職工有什麽訴求，他可以先向本級工會去調解、去訴求、去維權。然後本級工會解決不了的，就向上一級，就是鎮街所在的工會去。然後鎮街再不能解決的，就到我們這個海陵區工會這邊過來。”
從外賣員猝死和自焚討薪兩起事件，我們能夠看到在新興行業靈活就業方面，工會工作仍存在諸多困難。首當其沖是入會問題，各地工會仍在走依靠企業雇主建會的老路，而企業建會的傳統模式一定程度上與靈活就業的現實相脫節。假如雇主不願意成立工會，外賣送餐員就會進一步處於無組織無保障的狀態。另一方面，外賣行業經過多年發展，目前直接受聘於外賣平臺的工人僅占少數，更多外賣員處在外包、眾包模式下，這與傳統行業中工人明確受雇於某家公司有所不同。
2018年，中華全國總工會提出，要大力推進包括網約送餐員在內的八大群體入會，至今已有三年。大量的外賣員卻仍然沒有加入工會組織。顯然，工會需要尋找新路徑，組織新行業新業態的勞動者入會。在這一過程中，需要各地工會借工會改革的時機多多發揮主觀能動性。
海陵區總工會雖然表達了為職工維權的意願，但在如何推進八大群體入會、保障職工權益方面，以及地方工會在工會改革中的角色認知上，仍較為保守。“改革的話也不是我們，我們只能是執行，就是區工會只能是執行……老是要我們改革創新，但是這些東西，肯定是要有文件，有政策支撐的基礎上我們再去做。你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也不敢去做。”外賣行業是典型的新興行業，從業者和公司、平臺的關系與傳統的勞動關系有所不同，勞動保護狀況令人擔憂。要解決這一問題，工會需要更大的主動性和魄力。
有鑒於此，中國勞工通訊提出以下兩點建議：第一，突破依靠企業雇主建會的老路徑，直接組建區外賣員行業工會，由外賣員個人直接入會。第二，在成立外賣員行業工會的基礎上，由行業工會與幾家主要公司進行行業協商，包括工資、保險、工時等勞動條件，讓外賣員受到集體合同的保護。
出租車司機要求確權，行業工會在哪裏？
2021年1月7日，吉林省白城市，出租車司機發起集體訴訟，要求確認車輛所有權、經營權。1月13日，安徽省亳州市蒙城縣，出租車司機集體上訪，要求營運證、道路運輸證、行駛證、營業執照、經營許可證五證合一，歸司機所有。
根據白城市出租車司機出具的合同及稅務證明，司機是出租汽車的實際出租人，過去他們以個體經營的方式運營。但由於轉變為公司化模式，司機被迫掛靠在出租車公司，車輛行駛證、運營證改為公司名下，且公司正進一步蠶食司機的經營權。白城市的哥的姐們多次向有關部門遞交信訪訴求書，但未能解決問題，因此在新年發起了集體訴訟。
蒙城縣出租車司機也表示， “我們出租車花了半輩子的心血三四十萬買的。之前出租車的營運證，道路運輸證，行駛證，營業執照，經營許可證都是我們個人的名下。自從出租車換了皖ST牌後，在我們不知道的情況下五證全部變更為出租車公司了。”
出租車屬於特許經營行業，在政府政策引導下，目前公司化的經營模式占主導地位，在出租車司機和公司之間也產生了諸多矛盾。例如，產權、經營權劃分不清，公司巧立名目，收取高額管理費等問題，致使司機發出了“我們的血汗錢被他們（出租車公司）獨吞！”的吶喊。
僅今年1月，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就收錄了20起出租車司機抗議，其中7起要求經營權及產權合一，以及不滿公司亂收費。而2020年，出租車行業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嚴重，行業需同時承受防疫風險和需求暴跌的兩方面壓力，當年我們共收錄到109起出租車司機抗議。
當前出租車司機與公司之間利益分配不均問題突出，各地出租車司機集體行動不斷湧現。在政府、出租車公司和司機三方之間，可以看到許多哥的姐們共同維權，經歷了找政府有關部門信訪、協調，找主管的交通部門，打市長熱線等等。此時，我們不得不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面對持續嚴重的勞資沖突，出租車行業工會在哪裏？
就此問題，中國勞工通訊分別聯系到了事件涉及的白城市總工會、亳州市總工會以及蒙城縣總工會，詢問當地工會是否了解出租車司機的行動，工會能否代表司機們維權，以及當地出租車行業工會的動向。不過，吉林白城和安徽亳州兩地，工會的態度大有不同。
白城市總工會似乎完全在工人集體行動的狀況之外。白城市總工會工作人員表示，對於出租車司機的集體訴訟案件不太清楚，並建議我們聯系工會法律顧問室。而法律顧問室直接掛斷電話，其後多次撥打均無人接聽。面對這樣不聯系群眾、機關化嚴重的工會，難以想象工會如何代表出租車司機的利益。
對於亳州蒙城出租車司機集體上訪，亳州市總工會不想站出來為司機說話。亳州市總工會工作者表示對此事具體不太清楚，並建議聯系蒙城縣總工會。同時表示並不贊同由市總工會直接介入，認為首先得由職工向工會反映問題，其次應遵循屬地原則，由蒙城縣總工會去了解情況、協調，“他不可能直接就向上面反映，就跟咱們群眾上訪一樣的”，要逐級反映問題。
翻查工會網站，早在2015年11月，亳州就成立了市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亳州市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的成立“旨在最大限度地為出租車駕駛員營造一個良好的工作、生活和學習環境”，工會聯合會將“深入拓展創建和諧勞動關系活動，實現亳州出租車行業勞動關系總體和諧穩定”，並要“充分發揮工會組織的積極作用；履行工會的基本職能，依法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在司機發起集體行動而工會無動於衷的鮮明對比下，網上這些冠冕堂皇的宗旨更像是宣傳的工具。
此外，根據亳州市總工會工作人員所述，市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僅是市裏幾家出租車公司聯合成立的。工會人員仍堅持屬地原則，認為蒙城縣發生的事件，應該問蒙城縣出租車行業工會。
於是，我們又聯絡到蒙城縣總工會詢問出租車司機要求五證合一的維權事件，但蒙城縣總工會表示，沒有人到工會反映過這個問題。工會提及，如果有人打市長熱線，涉及到工會問題，市長熱線會轉介到縣工會，但縣工會表示近兩年都沒有接到這種轉介。不得不說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工會脫離職工群眾。
據了解，蒙城縣有出租車行業工會，是由縣交通局牽頭，縣內兩三家出租車公司聯合成立的。然而，出租車司機們在現實中遇到問題，去交通部門也好，打市長熱線也好，或者集體上訪也好，在蒙城縣、亳州市都有出租車行業工會的情況下，沒有人去找工會，讓工會代表司機們與公司協商五證合一問題。蒙城縣出租車行業工會一早已經建好，卻是企業雇主成立的，工人有麻煩不來找工會，工會也不知道工人的訴求，更不用提代表工人與企業雇主展開談判。在行業工會組織這裏，建會只是為了完成上級下達的任務目標，而非代表行業工人利益與行業企業協會展開談判。
蒙城縣總工會負責工會組建工作的方女士也向我們坦言了工會組織工作面臨的重重困難。方女士講述了推動建立快遞行業工會遇到的諸多挑戰，最大的問題是“沒人搭理我們”。工會跑到快遞員當中去做宣傳，發放“加入工會十大好處”宣傳單，“我們甚至於，就是宣傳的時候，告訴他們，我們給他們購買，就是人身免費的購買人身意外保險嘛，依然沒有人搭理我們”。工會又找到市郵政局，市郵政局對成立快遞行業工會一事頗為重視，由郵政局牽頭和快遞公司老板打招呼，然後到職工當中去宣傳工會，不過“依然還是沒有人找我們”。
蒙城縣總工會曾經到職工群眾中去宣傳加入工會，做了許多工作，但仍然遇冷。如何真正走到群眾中去，關鍵不是看說什麽，而是要看做什麽。要吸引工人加入工會，工會要能夠切實為職工提高工資福利，在勞資糾紛發生的時候主動代表工人與企業雇主展開談判。例如，亳州市和蒙城縣出租車行業工會聯合會已成立多年，但出租車司機們維權卻不找工會，結癥就在於依靠交通局和公司成立的工會有名無實，根本無法代表司機們的利益。而要推動快遞行業工人入會，也不能沿用依靠企業雇主組建工會這一舊有的作風。企業雇主建會已經被實踐證明既不能維護工人權益也對解決勞動沖突無益。
蒙城縣總工會可以此次出租車司機維權為契機，出面代表司機們與出租車公司進行談判，協商解決五證合一問題，在出租車司機群體中，打響工會的名氣。也讓其他工人群體進一步認識工會，真正體會到加入工會十大好處。
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各地工會放棄依靠企業雇主建會的舊模式，直接發展出租車司機個人加入工會。並建議行業工會應代表會員與行業商業協會通過集體談判，改善本行業工人的權利狀況。
節前討薪高峰，工會如何幫助討薪？
每年春節前後，都是討薪高峰期。在外打工一年，工人們都希望能拿到工錢，回家過年。今年春節前，2020年12月至2021年1月期間，中國工人集體行動地圖收集到144起工人討薪事件，工人求助地圖收錄到89起討薪事件。
在這段一年中討薪最密集的時期，工會是否知道發生在本地的討薪事件，能否代表工人拿回應得的工資？在本期的工會改革觀察與促進報告中，中國勞工通訊選取了3個討薪案例，看地方和基層工會是否擔起了工人利益代表者的責任，維護工人最基本的獲得勞動報酬的權利。
2020年12月29日，數十名西南民族大學教師在校門口拉起了“西南民族大學績效不公，還我績效”的橫幅，高喊“學校不公，還我績效”口號。教師們認為薪酬計算“重行政輕教學”，部分行政崗位工資高於科教崗位老師工資；由於提前扣了兩年的養老保險費，一名教授稱年終績效獎金“到手只有8元”，更有年輕老師年終績效獎金不足抵扣，存在倒欠的情況。
2021年1月20日，河南濮陽縣中鐵三十四局項目拖欠農民工工資。據工人們講，他們由河南新鄉龍達勞務公司招來，公司“歧視外地人，一起做事的當地農民工工資早已發放，外地的農民工沒有收到一分”，公司對討薪工人避而不見，工人多處投訴結果也不樂觀。
1月30日，有工人在網上發帖求助，四川省宜賓市南溪區裴石鄉修建安置房的農民工被拖欠了七年的工資，至今仍沒有結果。該項目是南溪區政府項目，由南溪區財源國有投資公司承包給南溪區翔森公司，又由翔森公司把勞務分包給了工頭任亮，共拖欠22名工人數十萬元。多年來，工人們一直找公司交涉，去信訪、找勞動局、司法局，最終在司法局法律援助下發起訴訟，於2020年11月拿到終審判決。盡管工人們勝訴了，但到春節前仍未拿到執行的欠薪。
這三起事件，既有教育行業的大學教師討薪，也有傳統上欠薪高發的建築行業工人討薪，涉及新的建築項目以及早已完工的項目欠薪多年。
在西南民族大學教師討薪事件中，中國勞工通訊直接聯系到了西南民族大學校工會，詢問工會作為教師的代表，在其中發揮了什麽作用。
西南民族大學校工會對勞資糾紛諱莫如深，把工會應該承擔的工人利益代表者身份置之不顧，一切責任都推給學校宣傳部。校工會工作人員告知，學校由宣傳部門統一發布消息，具體的任何問題都要問宣傳部。哪怕是討薪的教師們是否是工會會員這樣最基礎的問題，校工會也不敢回答，表示要跟宣傳部對接，統一問宣傳口子。校工會工作人員還稱，“我也不知道你的真實身份，也沒有看到你的證件”，看起來校工會作為學校職工代表者還不知道該怎樣面對問責。
由於校工會提供的宣傳部電話始終沒人接聽，我們再次致電校工會，但工會卻連接電話的勇氣也沒有了，選擇直接掛斷電話，或是說我們打錯了，自己不是工會。其實，工會完全不用擔心被中國勞工通訊問責，真正該擔心的是，如果工會不能代表職工的利益，未來教師討薪的糾紛仍然會重復，對校工會的問責也會在未來某一天再次出現。
從新聞報道來看，西南民族大學一次性提前扣繳了兩年的養老保險費，涉嫌違法侵害教師權益。按照《社會保險法》第60條規定，“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情況告知本人”。《社會保險法》也規定了工會“對與職工社會保險權益有關的事項進行監督”，那麽校工會是否履行了監督職責呢？另一方面，對於教師抗議的績效工資不公問題，校工會作為教職工利益代表者是否曾向學校管理層反映問題並展開協商呢？
這些問題我們在電話中都沒能得到回答，不過，翻看西南民族大學校工會網頁，可以找到一些線索。校工會新聞顯示，2019年12月，“學校召開第七屆教職工代表大會、第十屆工會會員代表大會第十次會議，對《西南民族大學績效工資實施辦法》《西南民族大學教職工重大疾病住院治療補助暫行辦法》進行了審議和無記名投票表決。大會期間，各位代表認真履行教代會職權、工會職能，圍繞《西南民族大學績效工資實施辦法》《西南民族大學教職工重大疾病住院補助暫行辦法》建言獻策、暢所欲言，進一步增進了共識、凝聚了力量、堅定了信心，為維護教職工正當權益、凝聚學校發展合力發揮了積極作用。”
如果一年前，《績效工資實施辦法》經過了充分討論、民主程序，那麽一年後，為什麽又引發了教師集體拉橫幅抗議？不過，新聞中並未提及大會的投票表決結果。從校工會簡介來看，校工會部門設置完善，有會員2300余人，如何成為會員真正的利益代表者，維護教職工合法權益？校工會應借此次教師討薪的契機，走進教師群體，聆聽教師的聲音與訴求，履行工會職責，與校方協商工資事宜，如有必要，可以再次重新討論《績效工資實施辦法》。
對西南民族大學校工會的問責並未得到多少有效回復，因此中國勞工通訊希望進一步問責上級工會。西南民族大學校工會曾連續五年榮獲四川省教科文衛系統工會工作先進集體，作為校工會的上級工會、四川省科教文衛系統工會是否對教師討薪事件知情？假如教師們認為校工會不作為，也可以向上級工會反映情況。不過，在網上查找了數小時，我們也沒找到四川省教科文衛工會電話。中國勞工通訊建議，各級工會首當其沖是要把各省市區縣鄉工會各部門的電話號碼公布出來，將工會組織透明化，以便接受社會監督，更重要的是，在職工有需要的時候，能夠馬上找到工會求助。
針對河南濮陽勞務公司欠薪事件，中國勞工通訊致電了濮陽市總工會、濮陽縣總工會。市總工會表示，不了解建築工人討薪的情況，工人沒有來找過工會。關於建築工人入會問題，濮陽市總工會指出，建築工人一般通過公司或者工地入會。不過，討薪工人受雇於勞務公司，由於這些工人流動性較高，勞務公司工人基本上就沒有加入工會的。而濮陽市雖然有建築行業工會，但行業工會的會員通常是正式員工，而非外來的農民工。
濮陽縣總工會也表示不了解工人討薪的情況，這些工人沒來找過工會，並稱“他（工人）應該到勞動局的仲裁部門去啊”。縣總工會認為，工會沒有執法權，只能發揮“聯系作用，咱工會可以去把情況了解了解，了解完了以後然後建議他去哪去哪”。“農民工拖欠工資這一塊，肯定都是三聯合，縣工會或者縣人社局三聯合，主要的還是以縣市級的勞動仲裁委員會他為主。”
有關四川宜賓南溪安置房拖欠農民工工資事件，中國勞工通訊致電了南溪區總工會法律保障部。接聽電話的宋部長表示，工會沒有收到這個情況，“安置房的工資，我們曉得的情況，工人的工資是按比例已經全部到位了，施工方工程款可能沒有結清”。在我們轉述了工人的情況後，宋部長表示，“讓他們（工人）直接跟工會聯系嘛”。
不過，在與討薪工人的交談中，我們發現，工人根本不知道工會，沒去找過工會，也不知道去哪裏找。由於每天工作繁忙，對於去年5月1日開始實施的《保障農民工工資支付條例》，工人也只是好像聽說過，但具體沒有關註。工人對工會缺乏了解，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工會如果一直等工人上門找，恐怕只會白白錯失組織工人、代表工人的良機。
於是，我們向南溪區總工會法律保障部宋部長提供了工人的聯系方式，得知工人完全不知道工會，宋部長表示會主動與工人聯系。這批工人討薪七年，雖然終於等到法院判決書，但到過年前仍沒拿到工資。這七年，工人們找包工頭、勞務公司、總承包，找勞動局、司法局，前前後後不知道跑了多少趟。假如工會能夠及時介入，代表工人討薪，相信工人能少走不少冤枉路。
上述建築行業欠薪案例的工人都沒有加入工會，在工人討薪過程中，地方工會既不知情、也沒能站出來為工人說話。由於建築行業仍然沿用依靠企業雇主建會的老辦法，許多一線建築工人，尤其是農民工難以入會，也會出現工人完全不知道工會的情況。工人在權利被侵害時，例如遭遇欠薪時，連工會都不知道是什麽，也就不會去找工會求助。而工會如果繼續縮在勞動局或者司法局的後面，就更不可能代表工人維護工人權益。
總而言之，上述三起討薪案例呈現出不同特征。對建築行業而言，建築工人入會仍是難題，應直接通過建築行業工會組織一線建築工人個人入會。此外，工會應認識到自己是工人利益代表者，而非政府機關的輔助部門。當工人利益受損，工會應主動出面代表工人維權。而對高等教育行業，通常工會組織比較健全，問題是如何激活工會，讓工會真正履行職責，通過集體協商，維護教職工權益，成為教職工利益的真正代表者和談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