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中國民族主義勢力已成脫韁野馬
近來，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已經“失控”。就連之前的民族主義一號護旗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似乎也對目前的民族主義之歇斯底裏感到不安。總的來說，中共（尤其是習近平的獨裁統治）嚴重依賴在社會上製造民族主義情緒來為政權提供支持基礎。從歷史上看，情況一直如此。但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增長顯著放緩，以及當局全方位強力壓製對其潛在挑戰，支持政府的民族主義變得更加重要。我們現在是否已經看到這樣的跡象：即使是習近平政權也控製不住它製造的民族主義浪潮？
胡錫進“偽裝成愛國者”
今年5月1日，中國政法委新浪微博官方帳號“中國長安網”發布微博，用一張圖比較所謂“中國點火”和“印度點火”——中國發射長征八號運載火箭和印度焚燒死於新冠肺炎的民眾遺體的畫面，以諷刺印度抗疫不力卻還想和中國作對。這條微博雖然隨後被主動刪除，但已經引起爭論。復旦大學教授、中共喉舌《環球時報》的長期供稿人沈逸發微博聲稱“這圖挺好的”，並把批判“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的人稱作“聖母婊”。而胡錫進作為《環球時報》總編輯，這次明確反對做前述的比較。
印度從4月開始的疫情反彈令每日死亡人數突破紀錄，就官方數據而言，成為全球新冠肺炎死亡案例第三多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和巴西），死亡人數超過30萬。醫療系統已經崩潰。
胡錫進發微博稱，官方機構帳號應當“高舉人道主義大旗”，還說應當“冷靜、深入”探討官方機構帳號如何把持涉外輿論的言論尺度。然而，胡錫進這番言論一出，沈逸及其他一些年輕民族主義網軍便紛紛炮轟胡錫進是“露出尾巴的公知”“騎墻派”“偽裝成愛國者”。實際上，胡錫進從來都是忠心辯護中共當局所作所為，不過是害怕“中國長安網”那條微博有損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外宣才采取“溫和”的姿態。如今連胡錫進這個一貫的民族主義者都被貼上“公知”甚至“賣國賊”標簽，可見中共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者已經發展到了多麽激進、連官媒都覺得要降溫的地步了。
今年6月初，中國青年作家蔣方舟在2016年前去日本參加交流活動、在去年7月接受NHK采訪的片段被部分網民發現。這兩個事件分別被歪曲為“收取日方資助在中國替日本做文宣”和“想方設法證明中共的體製有問題”，因此蔣方舟被很多愛國“憤青”批判、用“蔣大佐”“皇軍認證”等字眼諷刺。胡錫進也卷入了相關討論，指參與他國出資的交流活動可以促進信息交流、同時捍衛中國的立場，結果被極端民族主義分子打成“皇協軍洗地”，搞到胡錫進被迫在8日發微博呼籲“愛國網友保持克製”。中國民族主義發展“失控”再度得以體現。
“可信、可愛、可敬”
這些擔憂似乎已經達到了最高水平。習近平在5月31日中共政治局的一次講話，亦顯現中共不想民族主義發展太過火。當天，習近平表示，中國要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形象，對外宣傳中要“謙遜謙和”，與近年來的戰狼外交風格做對比，這一轉變猶如精神分裂。復旦大學教授、《這就是中國》節目常駐嘉賓張維為則被請去中共政治局“講課”。從張維為近期受訪強調西方要了解中國模式、“遏製中國根本行不通”來看，習近平政權的民族主義總路線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嘗試讓外交更有技巧（盡管大概也是徒勞）。
“戰狼”與帝國主義
自從2018年中美貿易戰以來，中國外交作風趨於強硬，被稱作“戰狼外交”。而由於中美兩大帝國主義強國之間的冷戰，中共政權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壓力。這場沖突不是由哪個政府的政策或外交“基調”引起的，而是這些政策更深層次的表達。這場沖突是由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引起的，正如列寧所解釋的那樣，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發展成為帝國主義這個“最高階段”。1980年代以來，各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競爭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遏製，但自2007-2008年在美國開始的經濟危機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爆炸式增長破壞了這種不易的“和平”。2011年以來，美國政府越來越公開表達對於中國崛起、在經濟和軍事上挑戰美國的“關切”。習近平政權以更具攻擊性的外交政策進行反擊（“一帶一路”和南海戰略便是兩例）。因此，爭奪全球主導權的鬥爭進入了沖突升級的新階段，“國家安全”（各國統治階級的權力）現在比短期經濟問題更重要。
2020年，利用中國初期防堵新冠肺炎不力，美歐等國家紛紛強化反中立場，新冠病毒成為帝國主義鬥爭重要的新戰線。除了他們提出要在中國進行新冠肺炎溯源外，我們也看到已經啟動的反華措施的加劇，包括歐洲多國抵製華為5G通信設備、中美經濟走向脫鉤、澳洲維多利亞州退出一帶一路、中歐貿易協定遭暫緩批準。習近平的“雙循環”戰略中，強調擴大內需的“內循環”已經由於普通家庭緊張的財務狀況而不是很有力，如果“外循環”再做不好，整個經濟的下行壓力便會加劇、進一步威脅到習近平在中共黨內的地位和執政穩定性。因此，習政權及其喉舌開始考慮轉向更“有技巧”的民族主義外交，但卻遭遇自己培養的民族主義網軍反沖。就像《科學怪人》裏的弗蘭肯斯坦博士一樣，自己創造了怪物，卻失去了對它的控製！
中共鼓吹的民族主義是反動、右翼的民族主義，並且是種族主義、大漢沙文主義、威權主義的。對印度新冠疫情的無情嘲弄，即使是胡錫進都認為太過分，表明當今中國右翼民族主義沒有任何進步的元素。中國過去作為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表達了群眾對推翻外國壓迫者的進步渴望，而今天的民族主義與過往不同，它包含了帝國主義的民族霸權議程。
四面樹敵
目前，習近平領導下的中共政權可謂騎虎難下，在國際上遭遇越來越多敵對，在中共內部也面臨其他派系對於“戰狼外交”過火的批評——“戰狼外交”限製了中共在與西方沖突中的戰術選擇。民族主義壓力現在正在影響中共政權在需要時對不同策略的選擇範圍。如果淡化民族主義色彩，會引發自己養起來的“民間”極端民族主義者強烈不滿。社會主義者反對包括胡錫進、沈逸在內所有右翼民族主義勢力。民族主義被統治階級用以分化工人階級，轉移人們對當今危機的真正原因（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和專製統治）的註意力；但正如中共現在正認識到的那樣，這可能是一把雙刃劍，統治階級曾經利用的民族主義如今也給自己帶來麻煩。工人群眾也會通過自身體驗了解到，唯一的出路不是更多的民族主義，而是自己組織起來為在中國和全球實現社會主義而戰。
中國：女權之聲冒起 中共獨裁恐懼
在今天的中國，女權主義者被潑上了滿身的汙水。打算起訴朱軍性侵的人被扣上了“反華分子利用公眾的善良，躲在女權背後破壞社會穩定危害國家安全”的帽子，發帖呼籲女性平權的人被稱為為受西方思潮影響的和平演變急先鋒——而潑臟水的人認為，既然官方聲明中國早就是一個堅決維護婦女合法權益的國家，那麽凡是壓迫女性的行為都必已被我們偉大光明正確的國家所掃清，還要試圖爭取女性平權的行為都一定是“女拳廢物”、“港獨”（他們認為所有不支持香港鎮壓的人都是港獨！）、“反華勢力” 。
在這樣一個汙名化女權運動的過程中， 以“優秀傳統文化”之名崛起的右翼民族主義格外引人註目。他們自認是道德的、正義的，認為中國女性已經得到了足夠的權益和夠高的地位，而女權運動是來自外國、受境外勢力支持、以搞亂中國為目的的。這樣一股右翼勢力的誕生顯然迎合了官方“穩定壓倒一切”的需求；他們口無遮攔地攻擊任何可能對現存秩序有威脅的人，以此來保衛既得利益者的“歲月靜好”。他們辱罵女權主義者是“母狗”，是“收了拜登的狗糧的”，仿佛他們通過汙言穢語、通過異想天開，就站在了保衛國家安全免受所謂“境外勢力”侵犯的前線！
值得欣慰的是，對於通過汙蔑、造謠、辱罵、舉報、封號封組維持壓迫秩序的行為，女權主義者進行了堅決的回擊。在校園裏，他們為了將性侵學生的教師清除出教學隊伍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在職場上，他們迎著層層“規矩”的壓製，爭取女性作為女性而應當享有的權益——即使這會為他們帶來無窮無盡的抹黑。無論是“網暴博物館”還是訴朱軍案的當事人，在被人汙蔑為“反華勢力”的同時，也依舊得到了廣大群眾的自發支持；而且很多男性並沒有因性別而置身事外——他們也積極參與到了與女性一起鬥爭的行列中去。
女權鬥爭的歷史地位
馬克思主義者不會認為性別問題是“次要”問題，而是明白只要女性沒有得到徹底解放，就沒有社會主義。女性在社會鬥爭中經常處於前沿。歷史上，俄國1917年二月革命正好發生在3月8日（國際婦女節），女工從淩晨開始就出來罷工，提出停止戰爭、結束專政和要求“面包”等訴求，並有效宣傳令許多士兵轉向革命一方。在當代，中國2018年的佳士鬥爭中，很多核心人物也是女性，其中嶽昕同時是一名公開的女權主義者；今年2月開始的緬甸反政變抗爭中，女性往往是工人罷工和領導運動的主力。喚起性別平等意識，為的不是分化，而是工人階級的最大團結。
自從資本主義復辟以來，中國性別不平等不斷加劇。經濟方面，1990年城鎮女性平均收入相當於男性的77.5%，而20年後這一指標下滑到67.3%。智聯招聘發布的《2021年中國女性職場現狀調查報告》顯示，女性也比男性更常在應聘時被問到婚姻生育狀況、職場性騷擾、婚育階段被調崗或降薪。#MeToo傳到中國，也讓中國校園性騷擾和性別歧視問題得以向公眾攤開檢視——75%女學生遭遇過性騷擾，很多來自更有權勢的教授或其他上級。在結婚率和生育率急劇下降之時，習近平政權越來越多使用儒家價值觀、鼓吹女性“回歸家庭”，通過“離婚冷靜期”，鼓勵生育三胎而沒有配套福利措施，並加劇審查女權主義帳號和網絡群組、借助右翼民族主義網軍發動攻擊。
2021年恰逢中共建黨百周年慶典，也是習近平爭取第三任的前一年，因此是重要一年。但七一前夕中國社會抗議此即彼伏，令當局對於包括社會抗爭很是害怕、要嚴防死守——這意味著女權鬥爭也會遭到中共有意限製。為了爭取女性權益，除了通過教育和宣傳反對性別歧視（包括工運和左翼內的性別歧視），工人階級也要團結爭取同工同酬、提高工資、獨立工會，而我們也需要反對中共獨裁、爭取社會主義，而中國的女性註定處於這一鬥爭的最前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