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一九年
中國社會轉型與當代中國的勞工運動
壹、勞工運動與憲政民主運動的壹般關系
1、勞工運動是中國社會運動和憲政民主運動中最為重要的、關鍵的環節，在推動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具有阿基米德杠桿的作用。這是由中國權貴資本主義後極權社會結構所決定的。中國新生的資產階級以及知識階層，在經濟政治上對權貴資產階級有深刻的依賴關系，即使他們很願意，他們的力量也不足以撬動整個體制的轉型。與此不同，勞工階級在這個體制下純粹是被侮辱被損害的階級，他們要求變革的動力是最強烈的，另壹方面，又由於大工業已經把他們聚集在壹起了，壹當他們形成團結和組織起來改變自身命運的意識，他們就能發起有力的、足以動搖體制的集體行動。由勞工階級撬動、由社會各界追求憲政民主的力量跟進，才可能形成摧毀現存體制的合力。
勞工運動與憲政民主運動的關系是個重大而關鍵的課題，不解決這個問題，中國無法轉型。勞工運動當然應置於憲政民主運動之中，成為憲政民主運動的組成部分，堅持憲政民主的取向，避免民粹主義化和共產主義化，另壹方面，憲政民主運動若脫離勞工運動，若不緊緊地依靠勞工運動的杠桿作用，想要撬翻極權專制，是根本不可能的。實際上，勞工運動必定推動憲政民主運動，比如，在有些地方，罷工工人沖出了廠區，實際上實現了請願示威遊行的自由，而這是其他維權群體較難做到的。鑒於勞工運動在中國社會轉型中具有首創性、杠桿性的歷史地位和作用，勞工階級在未來憲政民主社會理應享受較高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而不需亦步亦趨地重復發達國家的道路。這裏面有巨大的制度創新空間。
2、壹方面，勞工作為公民，本身應享有壹般的公民權利；另壹方面，勞工作為勞動者應享受的壹束勞動權利（包括程序和手段方面的團結權、集體談判權和罷工權與實體和目的方面的收入權、休息休假權、職業安全衛生權和社會保障權等），本身就是具體的公民權利，並且勞工權利可能是率先取得的公民權利，這與西方順序似乎相反。在工業領域和企業範圍實現勞動權利，也就是實現了勞工的壹部分公民權利；在工業領域和企業範圍實現了勞資集體談判，也就是部分實現了憲政民主，並且對整個社會轉型具有示範意義：整個社會和國家層面的憲政民主無非是壹種放大了的勞資集體談判，是全社會各階級各政黨之間達成的集體合同（協議），我們稱之為憲法或社會契約。
3、憲政民主運動與勞工運動又具有不同的特點和任務，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前者是全社會範圍的、直指政治上層建築和政治制度變革的，後者的直接目標則是落實勞動領域的基本權利和基本利益，尤其在最初階段，並不直接針對政權，它只能在基礎領域撬動整個體制，而不直接導致整個體制的變革。如果把政治目標直接施加在勞工運動頭上，要求勞工在自我組織、罷工、集體談判過程中提出更高壹級的、超出勞工基本權益的訴求，勞工本身是難以接受的。因此不應該把最高層面的政治反對訴求強加於勞工運動。當前而言，通過團結、集體談判和罷工改善和提高工人的工資、工時、勞動安全衛生和社會保障，就是現階段的勞工政治。
4、進壹步說，勞工運動的政治意義和政治價值是隱微的和溢出的。之所以說是隱微的，壹則因為勞工組織的發育本身是形成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勞工運動本身實現了工業領域的公民權利，為憲政民主奠定了壹部分社會基礎；二則因為勞資集體談判制度可以成為憲政民主制度的微型模板或雛形。之所以說是溢出的，是因為雖然勞工運動本身並不解決整個社會的問題，卻可以產生強烈的輻射和社會影響，帶動其他社會階級和階層追求自身的權利，形成整個社會運動的化學反應。
如何實現憲政民主運動與勞工運動的對接，這是壹個知識性、技術性、操作性很強的課題，值得有識之士付出艱苦的努力，成功與否，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中國社會轉型的方向和速度。民運人士放下身段，深入工人社區，做艱苦細致的維權服務和工會選舉等工作，是兩者結合的可行途經。知識分子和民運人士應該去註冊和發展更多的勞工NGO，這方面還存在巨大的供需缺口！2億7千多萬新工人階級，目前只有區區100余家勞工NGO，應該有成千上萬家才對啊。很多民運人士個人經濟條件比較好，也有壹定的資金來源，但是他們成天泡在網絡上放大炮，而不願去做踏踏實實的勞工社區教育和組織工作。[13]
二、勞工運動與中國社會轉型的路徑分析
1、當代中國的階級分析
我不憚於使用階級分析方法，因為我是壹個繼承了自由主義合理內核的社會民主主義者，同時還在壹定程度上保留了馬克思主義的若幹仍然具有活力（尤其是對當下中國）的思想。在當下中國，權貴官僚階級是壹個超級強大的階級，是掌控整個國家經濟政治文化資源的第壹階級，並且具有非常明確的階級意識，其他弱勢的階級如果囚於自由主義的非階級的、個體化的、抽象的公民觀念，而不能形成強有力的階級意識、階級團結和階級組織，怎麽可能對抗和推翻這個壟斷槍桿子、刀把子、錢袋子、筆桿子的階級的統治呢？怎麽可能實現憲政民主呢？
困擾當代中國的兩大社會矛盾，其壹是官民矛盾，其二是勞資矛盾，這兩個矛盾又可以歸結為權貴官僚資本集團與人民大眾的矛盾，而在權貴官僚資本集團中，雖然權貴官僚與資本家、權力與資本經常是相互勾結和利用的，權貴官僚和權力相對於資本家和資本又占著主導的地位，是現存體制的始作俑者和最大獲益者，是變革的主要對象和頑強阻力。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改革已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就是說，自上而下的改革或改良，即使有的話，也不可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主要動力。
中國新生的大資本力量和大資本集團，整體而言，是從計劃經濟和國家所有制中衍生出來的，先天地帶有權力壟斷、錢權交易、貪賄腐敗的原罪，整個大資產階級對於權貴官僚階級，迄今仍然是依附性的，在經濟、政治、文化上都是不獨立的，其中壹部分是現存體制的分享者和推波助瀾者、權貴官僚集團的合謀者和勾結者，壹部分是現存體制的順從者、忍受者和受害者，只有極少數意識到了資本相對於權力的獨立的社會本質和歷史使命，正在努力切割與現存體制的茍且關系，追求經濟政治文化上的自由發展。但總的來說，大資產階級在目前階段還遠遠不能成為中國政治轉型的發動機和原動力。
處於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與社會底層之間的中間階級（Midlle Class），包括大部分中高級知識分子、中小企業主、企業白領和中高層管理者、普通公務員、經營較好的個體工商戶、富裕農民等社會成分，它們基本上是依附於現存體制的，是受到權力資本網絡的層層滲透和控制的，在未來半個世紀之後，它很可能會成長為中國主要的、占主導和支配地位的階級，但在目前歷史階段，其不能作為政治轉型的主要力量也是顯而易見的。相對大資產階級而言，這個階級追求自由、平等和公正與憲政、民主和法治的動力、願望、意識較強，但基本上處於自發無序的狀態，缺乏推動結構性轉換的意誌力量、行動力量和實體性的經濟政治力量。
那麽就剩下工人、農民、下層知識分子了。工人和農民是葡匐於社會底層的兩大階級，占就業人口和總人口的大多數（80%以上）。下層知識分子，不構成壹個獨立的階級，而是介於工農階級與中間階級之間的壹個階層，在職業技術學校畢業後進入企業，擔任技術工人和初級管理者。作為工人階級壹部分的下層知識分子，對受剝削和壓迫的感受很尖銳，同時又具有較高文化水平和較高生產力，其中壹部分將在勞工運動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另壹部分則因為具有較高的個體競價能力而傾向於沿著資本和管理的通道往上攀爬。
在工人階級與農民階級這兩大階級中，農民階級不太可能成為積極地推動社會轉型並深刻形塑未來社會的主要力量：
——大部分農村壯年勞動力已經、正在、將要轉移到城市，成為新工人階級的壹部分，剩下來的以農業為生的農民將越來越少；
——大部分農民處在遠離城市的鄉村、處在工業化和市場經濟的外圍地帶，在農業這個夕陽產業謀生，缺乏經濟競價能力，並且文化程度低、分散而難以組織，缺乏主動的政治參與和博弈能力；
——農民受傳統文化影響最深，現代意識最弱，將是最後壹個在政治上發育起來的階級。只有直接卷入城市化進程的農民才有較強的經濟政治參與意識和博弈能力。
與農民階級相比，工人階級將是壹個積極得多、主動得多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
——工業化、市場化和城市化，把大量工人聚集在同壹生產線、同壹工廠、同壹產業、同壹城市社區，為他們創造了進行積極的經濟談判、政治博弈和文化競爭的客觀條件；
——多達數億的新生代工人已經主觀上不想退回客觀上也退不回農村，他們要想在城市定居下來並獲得平等的市民身份和公民權利，唯有團結和組織起來與他們所受到的多重經濟政治文化壓迫進行抗爭；
——信息和互聯網時代加速了工人的階級意識的形成和組織化的進程，同時迅速淘洗掉傳統文化打在他們身上的烙印。
如果說權貴-官僚-大資產階級不願、中產階級和農民階級不能撬動整個政治現代化進程的話，那麽工人階級則不僅非常願意（因其受到深重的剝削和壓迫）而且有能力（因其可以團結和組織起來）做到這壹點：首先，工人們團結起來以集體談判的方式向大、中、小資產階級爭取自己的天經地義的權利和利益，迫使資產階級為產業和平、為生產的連續性和長期利潤而做出壹定的讓步；第二，工人向老板施加的壓力壹定會迫使老板們向老板的老板即權貴官僚集團伸張自己的權利、爭奪自己的利潤空間，迫使資產階級成為公民、成為真正獨立的經濟政治文化主體，而不僅僅是狗茍蠅營地在權力庇護下分贓逐利的經濟動物。
於是工人階級和資產階級（主要指其中的中小資產階級或中產階級）這壹工業文明和市場經濟中的雙胞胎，就會為了雙方的共同利益，而形成反對黨國專制、政府壟斷、官僚腐敗的基本共識和政治聯盟，就會壹起推動中國向“小政府大社會”的、憲政民主法治的公民社會前進，在這個過程中，作為中間階級或中產階級壹個階層的知識分子會起壹個非常重要的催化劑和粘合劑的作用，而農民階級為了維護自己的基本權益，也會逐步地組織和聯合起來，加入反對極權專制權治、建設公民社會（憲政民主法治）的大合唱之中。這個大合唱的肇始者和發動者，就是勞工階級，勞工運動就是打破改革已死的政治僵局、撬動整個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阿基米德杠桿。
社會民主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首先保留了自由主義的人權、自由、公民權利、憲政民主等理念，而否定了抽象人性論、非階級化、原子化和個人主義化的取向；另壹方面，社會民主主義又繼承了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的部分內容，否定了其無產階級革命、無產階級專政、大壹統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的取向。社會民主主義必須同時向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說明的是：
——階級分析並非馬克思主義的發明和專利，在馬克思主義之前、之外、之後，都存在階級理論和階級分析方法；
——階級矛盾不等於階級鬥爭，因為工業市場經濟的內在結構和勞資之間的內在聯系，使階級鬥爭與階級妥協和合作同時存在；
——階級鬥爭也不等於妳死我活的暴力革命，更不等於以階級鬥爭為綱，在階級鬥爭之上有人性的共同價值，在階級鬥爭之下有個體的自由選擇；
——階級鬥爭並不必然導向無產階級專政，並不必然消滅私有制和市場經濟，並不必然導向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19世紀末和20 世紀歐洲階級鬥爭導向的就是社會市場經濟、多黨制和憲政民主，以及整個社會結構由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兩極對立向中間靠攏，中產階級掘起為主導力量，從而使階級結構向階層結構轉化成為可能。
2、憲政民主革命的主體序列、路線圖和時間表
根據上面的階級分析，就會形成了壹個憲政民主革命的動力和主體序列：工人（勞工）階級——農民階級——中間階級（以中小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為主）——民營競爭性大資產階級，革命的對象就是共產極權專制制度及其捍衛者：權貴官僚階級以及與之結盟的大資產階級。而憲政民主革命的路線圖，在第壹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上層分化和投機”；在第二種情況下，是“底層發動——中層跟進和放大——底層和中層聯盟與上層決戰”。
就中國的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社會民主主義固然強調勞工階級的主力軍角色、地位和作用，但也認為勞工運動只是壹個原動力、壹個把憲政民主法治模型與中國實際結合起來的阿基米德杠桿，而並不能單獨完成中國政治現代化的進程。中間階級、農民階級的跟進是絕對不可或缺的。勞工維權運動孤軍深入壹家獨大，不僅是很難成功而且甚至是不可欲的：首先，權貴官僚階級會聯合和利用其他階級進行嚴厲的壓制，使得階級矛盾和階級鬥爭愈演愈烈，使得中國政治轉型過程極其漫長而艱難；其次，即使勞工運動僅憑自己的努力終於取得勝利，其所建立起來的絕對只能是壹個經濟上新型的國家所有制和計劃經濟、政治上新型的無產階級專政，這將意味著中國將再壹次回到那個不堪回首的毛澤東時代。
中國憲政民主革命有沒有時間表？很難做出準確的預測。八九事件和蘇東轉型之後，很多人做出樂觀的預期，沒想到極權專制統治又維持了差不多三十年之久！有鑒於此，郭飛雄自己準備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和理想主義者壹道把憲政民主政體操作成為中國大陸的制度現實。其他人的預測也很不壹樣，比如民主老人康國雄就認為只是兩三年的事了（結果他沒有等到這壹天就飲恨身亡了），而另壹位民主老人鮑彤則認為需要十年以上。最樂觀的要數高智晟律師了，他預言2017年中共倒臺！
這裏有必要對著名歷史學家吳思在2014年6月所做的壹個名為《國內未來形勢》的研究報告做壹點評論。吳思把社會和政治危機分為五級：“我的核心觀點是，革命形勢並不存在，但危機始終存在。如果把危機分作五級，法國大革命或其他導致政權被民眾推翻的革命屬於壹級危機，六四式的中心城市蔓延到全國的要求政治體制改革的危機屬於二級，重要省會城市的危機屬於三級，縣市壹級的危機例如甕安事件是四級危機，那麽，中國最常見的是鄉鎮和村莊範圍的五級危機，每年都有許多。這個分類依據的是塊塊，許多危機發生在條條裏，如出租車行業，復員軍人，但維穩的責任還在塊塊。這些危機，其制度改革的價值和意義，可以由知識分子闡釋提升，再通過網絡傳播，媒體強化，調動起大眾甚至體制內某些權力的參與。壹旦處理不慎，例如烏坎事件，就可能從五級升到四級。南周事件大概可以算做四級危機。四五級危機還有可能升到三級。在目前的形勢和維穩體制之下，六四那種二級危機重演的可能性不高。”為什麽他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主要依據是中共手中還有壹手好牌：壹是可以對民營經濟放開國家壟斷領域，二是可以把3萬億美元儲備用於緩和經濟和民生危機，三是可以把60萬億國有資產用於緩和經濟和民生危機，四是可以實行土地私有化來吸納天量貨幣，再造經濟發展動力。其中每壹張牌都可以延長好多年的穩定，因此未來壹二十年內不可能有革命危機。
吳思可能低估了將近40年“中國模式”經濟高速發展所積聚下來的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總爆發的強度、長度、廣度和深度，以至於這四張好牌壹起打出來，也很難支撐20年，或者說在這四張好牌充分發揮效應之前，革命形勢已經形成了。另壹方面，即使為了保黨救國而忍痛打出這四張好牌，每壹張都意味著大幅度地放寬對民間和公民社會的控制，都意味著民間力量和公民力量的擴張，由於黨國賴以維穩的經濟資源被大規模耗竭，在遍及全國的第四、第五級民眾抗爭中，憲政民主力量壹定會趁機發展壯大起來，獨立的工會、商會、農會、學會、學生會、青年會、婦女會壹定會遍地開花，各種政黨也壹定會在各地民眾抗爭過程中宣布成立，這時候，公民社會雛形實際上已經形成了，壹黨專政實際上也就只保持壹種弱勢的乃至形式上的存在了，那麽，即使它還能夠控制全國壹二十年而不轟然倒地，只要實際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有了大規模的落實，我認為也是可以接受的，畢竟，從漫長的極權專制轉向憲政民主，壹二十年舊形式失去內容和新形式獲得內容或者說舊形式框住新內容的過渡時期，還是可以忍受的。所以說，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拒不向民眾讓步，隨著經濟危機的加深，革命形勢很快就會成熟，五六年之內實現極權專制向憲政民主的根本轉型，是完全可能的。如果權貴官僚大資本集團從自身長遠利益考慮，願意打出吳思所說的那幾張好牌，那麽在官民拉鋸、民進官退的過程中，壹黨專政、極權專制再保持壹二十年弱勢的甚至形式上的存在，也屬於和平轉型和憲政民主革命的題中之義。
3、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與自由民主
關於政黨問題，目前憲政民主陣營還沒有清晰的考慮。1991年胡石根創立的是自由民主黨，依據的是自由民主主義的政治理念，1998年徐文立等人創立的是民主黨，其宗旨比自由民主黨要寬壹些，後來海外成立的社會民主黨，好像與民主黨海外委員會是兩個名稱壹套人馬，可能是想進壹步明晰民主黨內存在的不同政治訴求。總之，大家都還沒有從政治哲學、政治邏輯和政治歷史的高度出發，明確憲政民主本身存在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左右兩翼這個在大多數憲政民主國家早已成為現實的政治結構。從郭飛雄的自辯詞和上訴狀中可以看出，他也是從自由主義政治哲學來闡述憲政民主的，對社會民主主義沒有涉及，他只提到要建立中國的反對黨，要實現多黨制，至於這些政黨不同的社會階級基礎、不同的政治綱領，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則沒有來得及論述。
的確，在西方憲政民主歷史上，資產階級的自由民主主義和制度率先登上政治舞臺，那時候，沒有普選制，選民資格受財產、性別、種族等多種限制，工人階級不僅沒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也沒有結社自由，不能成立自己的工會和政黨，歷經憲章運動、街頭暴動和武裝起義，直到19世紀後期和20世紀初，各國工人階級才爭得了基本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不過它們也放棄了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放棄了馬克思主義，轉而選擇了社會民主主義或民主社會主義，選擇了議會民主制和多黨制，選擇了社會民主黨、社會黨、工黨作為自己的主要政治代表。雖然繼續主張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共產黨還存在，但其影響力日趨衰退，最後成為邊緣化的極左政黨，在很多國家甚至銷聲匿跡了。於是，在西方國家形成了憲政民主的左右兩翼，社會民主黨和自由民主黨相互制衡、輪流執政，這種政治結構迄今保持快壹百年了。不管左右兩翼政黨的社會階級基礎、政治理念、政治目標和政治綱領有多麽大的不同，但雙方都認同和遵守憲政民主的共同制度、框架和規則，在憲法和法律範圍內展開政治競爭，以數人頭而不是砍人頭、爭取選票而不是依靠暴力獲得國家權力。由於中左的社會民主黨和中右的自由民主黨（共和黨、保守黨）代表了主流民意，就使極左和極右的政黨和政治力量趨於邊緣化，並且也不得不在憲法和法律的框架內展開其政治活動。可以說，這是人類歷史上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政治成就。
由於以下三個原因，中國反對極權專制、追求憲政民主的人們，大都簡單地把憲政民主主義理解為自由民主主義，而對社會民主主義壹無所知或者知之不多，更不能理解自由民主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之間歷史的和現實的關系：
——在世界歷史上，率先對憲政民主做出貢獻的，的確是資產階級、第三等級、中產階級或市民階級及其自由民主主義思想，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主義對憲政民主的貢獻是後來才有的，因此後發國家引進憲政民主時會受到先前歷史和模式、先入之見或曰成見的影響，以為後發國家也要經歷先發國家那樣的憲政民主歷程。
——首先來到中國的現代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就是上個世紀90年代引入的自由主義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它們對於解構中國傳統的皇權專制以及20世紀的共產極權專制，的確居功第壹，社會民主主義的政治哲學和政治理念，則是在進入21世紀之後才逐漸為國人知道，而且至今也沒有得到充分的介紹和研究。
——中國本土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想，是隨著當代中國勞工運動的興起才浮出水面的，壹些勞工運動的理論家和實行家，在介入勞工運動的過程中，感到用自由主義當然無法指導與資本爭權奪利的勞工運動，但同時也感到市場經濟不可逆轉，不能夠用馬克思主義來指導勞工運動，於是便向社會民主主義尋求理論思想資源。
然而，對於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而言，自由民主主義是遠遠不夠的，沒有社會民主主義出場並承擔其不可替代的歷史使命，中國社會和政治轉型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
——沒有多達三個多億的工人的參與，沒有勞工運動這壹阿基米德杠桿的撬動，單憑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根本無法摧毀和取代極權專制政權和極權專制制度。在當今國際國內的經濟政治文化條件和民主形勢下，工人階級壹定會提出自己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要求，而不可能甘心情願地成為替其他階級火中取栗的工具和炮灰；另壹方面，當今中國社會的階級分化如此明顯，階級意識如此強烈，工人、農民對自己的經濟政治社會地位、對自己的利益所在，有著明確的判斷，完全有能力選擇自己的政治代表，完全有能力行使自己的選舉權、參與權和監督權，不存在素質論者所說的不能行使民主權利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沒有任何理由剝奪他們的政治權利。
——中國社會轉型不應該也不可能亦步亦趨地重走西方國家所走過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後有工人階級民主的道路，在現有社會歷史條件下，中國人民完全有能力也有必要把兩百多年來西方社會所獲得的政治經驗和政治文明成果繼承下來，走壹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政治轉型之路，反過來說，假定推倒極權專制政權之後，只有壹部分人才能獲得政治自由和政治權利（包括立法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結社自由和成立政黨的權利等等），而把工人農民排除在憲政民主結構之外，則不僅落後於近幾十年來所有轉型國家已經形成的憲政民主慣例，而且必定會激起工人農民的強烈反抗，從而重新出現急風暴雨般的乃至妳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想來這也是自由民主主義者所不願意看到的。
——社會民主主義登上當代中國政治舞臺，也是有傳統資源可以繼承的，早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民主革命過程中，由於市場經濟和資產階級發育不良、力量弱小，以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就沒有什麽作為，反而是以孫中山為代表的、帶有壹定社會民主主義色彩的三民主義以及以張君勱等人為代表的社會民主主義思潮和政治力量，成為推動憲政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47年的中華民國憲法就帶有相當程度的社會民主主義色彩，是自由主義與社會民主主義的某種結合。將來中國壹定會重新制憲的，不過，中華民國的國號和47憲法，對於打通過去與未來，對於賡續亞洲第壹個憲政民主共和國的道統和政統， 應該是壹筆可以選擇和繼承的重要的政治資源和政治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