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20世紀40年代後期，以蘇聯東歐為後援，中國共產黨領導了壹場社會革命，摧毀了舊的統治者。革命後的新生官僚機器，掌握了全部國家權力，而工人階級卻壹直被排除在社會管理之外了。隨著官僚獨斷造成的弊端日益明顯，比如官僚的物質特權與群眾生活改善變慢、工業建設的巨大浪費與經濟決策的盲目，社會不滿開始增多。
在70年代初，中國的執政者開始在政治上接近資本主義世界的列強，以換取維持生存必需的技術設備。在80年代，中國經濟開始融入世界市場，表現為吸引外資、加強出口，逐步推進市場改革，也催生了新的有產群體，最終於90年代讓中國徹底回到資本主義的懷抱。
自80年代以來的市場改革與工商業大躍進，造成了中國國內各階層持續震蕩的分化組合，並深刻改變了世界資本主義的格局。在這個歷史過程中，工人階級首先受到了國企改制[1]、大量職工失業、半失業（下崗）的沖擊，全社會迅速出現了貧富分化。舉例來說，老工業基地遼寧的遼陽鐵合金廠曾有數千職工，1999年工廠改制後，為了落實生活費與社保，工人們反抗了四年。他們是被逼上梁山的，在寫給地方大員的呼籲書中，鐵合金廠的職工這樣描述下崗後的慘景：
“那些衣著襤縷，勞動服都沒了的工人百姓，他們自認有德無能。灰心到眼下壹味蔫氣；難心得年貨想買而不能買；痛心於所需要啥沒啥，真是路有凍死骨，窮在街頭無人問”[2]
為了盡量廉價地分食國有資產，國企改制從壹開始，各種舞弊就是大行其道、遍及全國的。在遼陽鐵合金廠的例子中，工人揭發說：
“在破產討論投票會招開的前壹天，市政府指令市公安局抓走三名工人代表，還有五位工人代表由於群眾、家屬的阻攔抗爭下才未被如願抓走。破產投票討論大會當天，廠門前員警林立，警車橫行，嚴陣以待，如臨大敵。破產領導小組負責人操縱我廠（因特殊情況）不參加破產的工人投贊成破產票，唆使廠工會幹部想方設法讓贊成票超過半數”[3]
這種等同於公開搶劫的行為，自然激起鐵合金廠工人的憤怒。雖然他們無奈地表示“我們知道開放以來，由於各種原因，廠礦企業破產，買斷、並軌是大勢所趨，事在必行。”[4]，但由於他們數年間不斷的集體串聯、上訪，2002年3月又在遼陽舉行了連續三天示威遊行，而讓國家感到必須殺壹儆百。很快，當局抓捕了姚福信等壹批抗爭積極分子。又過了壹段時間，在對工人的基本要求有所滿足後，在釋放了多數被捕工人後，2003年姚福信和另壹位工人被判刑[5]。後來，在四川、湖北等地，也有下崗工人抗爭骨幹因為組織行動被判刑[6]。
在下崗工人的反抗中，有姚福信這樣比較公開的帶頭者，也有人采取了相對婉轉的做法，比如不直接出面，而是躲在幕後出謀劃策。通化鋼鐵廠的壹位退休工人吳敬堂，是這樣描述他如何協助當地工人行動的：
“我們大集體的鬥爭，去年8月讓他們下崗，他們沒有辦法，想起了維權，找到了我，我在背地幫他們參謀，給他們寫了材料。他們100多人在辦公室門前進行了維權，不到2個小時，領導出來講話，讓他們回去，宣布不讓他們下崗了。”[7]
後來，為了通鋼改制的問題，他終於走上前臺，在外積極上訪，希望達成壹個工人、國家和資方都說得過去的平衡結果。在2009年震動全國的通鋼事件中，大量工人圍堵聲稱要繼續裁員的資方代表，最終導致這位資方人士的死亡。當時，也許是為了把事態控制在“坐下來談”的狀態，老吳試圖勸說街頭的工人保持克制，卻被憤怒的工人揍了壹頓[8]。
有些時候，由於下崗問題特別嚴重，當地政府也會對工人的集體行動、乃至自發組織睜壹只眼閉壹只眼。1999年，隨著改制的實施，東北某拖拉機廠爆發了工人抗議。很快，壹批工人成立了自稱為“退休職工管理委員會”的半地上組織。從1999年到2007年，除了以“退委會”的名義反復向上級政府呈交本廠改制違法亂象的舉報材料，還在廠區的宣傳欄上堅持貼大字報，揭露改制者的貪婪、鼓舞工人保持鬥誌。
此外，“退委會”公開組織的工人行動，也達數十次之多，分別有堵路、集會、包圍行政樓等等。這些行動的主要參與者是本廠退休職工，抗議目的分別有發放/保留取暖費、退休金不等。2007年，由於當地社保部門取消了這家工廠的統籌外養老金[9]，“退委會”組織了壹千多人連續上訪省委，並與警方發生沖突，兩名職工受傷，保留統籌外養老金的目標也失敗了。
類似“退委會”的下崗工人組織，是數千萬原國企職工遭遇生活劇變後，不可避免的產物。隨著入世後中國制造業的迅速興起，不少內地省份也再工業化了，吸收了部分失業工人。同時，國家開始對下崗工人的退休、醫療有所保障。於是，改制抗爭慢慢消退，“退委會”壹類的組織，或者說核心帶頭人的聯絡網，也就壹定程度消融於無形了。
然而，當“大下崗”尚未離社會生活遠去時，沿海的私企工人，已經開始了對剝削壓迫的本能反抗。作為壹個群體，這只新生的無產階級隊伍最終遠遠超過了壹億人[10]，他們的鬥爭也壹直延續到今天。
90年代初期，隨著三資企業的迅速增加[1]，資本主義工廠的典型壓迫就在中國迅速復活，並飛速擴大著範圍。
據官方報道，早在90年代初期，三資企業的管理就以野蠻著稱，而工人待遇很差。上海某鞋廠禁止員工上班時間上廁所，福州某臺資企業強迫“違規”的工人學青蛙跳、淋雨、暴曬。管理打罵工人是家常便飯[2]，企業普遍不簽勞動合同[3]、沒有休息日、強制大量加班而不給加班費，克扣工資、濫罰款以及亂收費[4]。車間的勞動條件多半違反國家規定，造成了大量的工傷、職業病，比如制鞋女工的苯中毒現象，在那個年月裏已經開始蔓延[5]。
無論當時或現在，沿海私企的工人通常來自貧困的農村，教育程度低，也沒有國企工人過去積累的集體意識。他們出來打工，往往急於多賺壹點錢寄給家裏。很長壹段時間，他們願意忍受各種苦難。在90年代中期，某外資企業的壹個女工被外籍管理無故毆打，第二天她得到了幾百元補償，自己滿意，同事也很羨慕[6]。
但反抗畢竟發生了，並不斷擴大[7]。為了追討拖欠的工資、入廠押金或者抗議老板搜身檢查，有些工人以威脅跳樓作為抗議。因為罰款、工資結算不清或者廠裏用假幣發工資，出現了工人仇殺老板、管理的現象。更普遍的反抗，是罷工。
壹開始，拖欠工資是工人罷工的主要原因。後來，官方每次提高最低工資標準，也成了工人要求加底薪的機會。罷工中，工人有時會痛打保安、打砸機器甚至掀翻警車，或者把老板、高管堵在廠裏迫使他答應工人的條件。
2004年，東莞的壹家大型臺資鞋廠“臺興國際”發生數千人的騷亂，工人搗毀廠區、圍毆臺籍管理（即“臺幹”），與警方打成壹鍋粥。事後，有多位工人被捕。在看守所裏，壹名被抓的工人解釋了他參與騷亂的原因：
“我是進廠兩年的熟練工人了，但（按照廠裏的升級制度）還是1級，三月份我只領到680元，四月份更少了。如果是0級，拿到手的可能還不到500元，廠裏答應補40元，也沒有告訴員工這是什麽錢，出事的那天我們發現這40元也沒補下來。
2004年以前，工資都是準時在19號發，現在時間拖後了，老板也不向我們解釋原因，春節回來後，很多工人身上已經沒錢了，我們宿舍有幾位工人都在借錢生活。原以為今年的工資會好壹點，結果還少了壹大截。”[8]（二審前律師會見臺興廠被捕工人屈某的筆錄）
除了賺錢少，臺興工人還要忍受來自管理的公開侮辱。騷亂過後，壹位工人向訪談者控訴說：
“臺幹在車間的權力是獨壹無二的，沒有任何人可以挑戰他們。臺幹壹般也不來車間，但只要他來車間，工人就知道肯定有事情要發生，工人在廠區見到臺幹還必須敬禮。臺幹經常罵的話就是‘大陸豬’，女工見了臺幹都不敢吭聲的，那些臺幹都很下流，有的臺幹還在車間對女工動手動腳的，有些女孩為了升級（考核）什麽也不顧了。”[9]
就這樣，日積月累的工人怒火終於噴發了，日漸頻繁。2010年，中國發生了壹次工人鬥爭的小高潮，表現為幾個工業中心的眾多罷工[10]，壹定程度促成了2010-16年間全國工人工資的普遍增長。
罷工中，難免會有工人代表出現，他們有時是普工，有時是管理。從壹開始，罷工中的帶頭人/發起人/工人代表/談判代表就是老板和國家聯手防範的對象。在勞資糾紛中，常見的現象是，老板就算在金錢上讓步，也要設法“槍打出頭鳥”給代表壹點顏色，目的是保持對工人的日常威懾。1994年廣州某紡織廠拖欠工資引發糾紛，治安員闖入宿舍使用“催淚槍”恐嚇工人代表。2003年，某四川出國勞務工人在境外發動中國工人罷工要求改善待遇、並給項目管理方遞交了聯名請願書。回國後，他因此被判刑兩年。2015年，東莞某鞋類代工廠工人罷工要求補繳社保，廠方在對工人讓步後，以曠工為由開除了5名工人代表，並得到當地勞動部門的配合。
很多時候，工人代表不想跟老板撕破臉。但在老板眼裏，只要有可能，任何帶頭挑戰工廠秩序的人都得受罰。幾年前，惠州某美資電子廠換了老板，員工希望按稅前工資為標準計算補償金，跟廠方談不攏就罷工了。當時，幾個組長特意做完了手頭要發的貨，才參與行動，但事後她們還是被處分了，其中壹人被開除。在開除通知書上，廠方給那個組長羅織了壹大堆可怕的罪名[11]，雖然她只是去辦公室轉了壹圈找人交涉員工的要求。
盡管常常吃力不討好，作為壹個群體，沿海地區工人行動的帶頭人/代表還是伴隨著新的行動，春風吹又生，並分化出了不同的類型。在本文中，筆者嘗試對幾種類型的帶頭人實踐略作總結。
壹、依托工會，為工人謀利益的“小丁主席”
妳站在哪壹邊，小夥子？
妳站在哪壹邊？
我壹定要照良心作
並且盡我全力
——Billy Bragg《妳站在哪壹邊？》
近十年來，中國官方的全國總工會斷斷續續地嘗試加強在工人中的基層影響。在沿海主要的工業中心，全總增加了會員數量，也推動過關於工資待遇的勞資協商。確實，在個別利潤特別大、工種技術含量高的行業，這種協商是有存在空間的。比如說，深圳的鹽田國際是全球最大的集裝箱港區，2007年，它的幾百名龍塔吊司機發動罷工，結束了工資十年不漲的局面。隨後，司機們在工會的框架內進行了六年集體協商，平均每年工資遞增不超過10%。2013年，他們嫌工資漲得太慢，又罷工了36小時，當年，資方立即同意漲30%。
當然，在絕大多數企業，工人無法像鹽田的塔吊司機那樣，通過工會談判定期加工資。何況工會本來就沒什麽動力幫工人跟老板對著幹，全總自己都承認“勞資矛盾激化和企業工會形同虛設有關，不少工會成了企業老板代言人。”（原廣東省總工會主席鄧維龍）[12] 只有當上級工會願意撐腰，又出現了敢於挑起擔子的領頭人，企業工會才可能有所作為。
上海某臺資五金廠的工人小丁，就是這樣壹位難得的領頭人。他退伍兵出身，平時愛看書報，雖只是個普通員工，但人際關系搞的不錯。後來，他這樣解釋自己在廠裏的好人緣：
“大部分工人每天壹起吃住，在這個廠裏面有不少是我的老鄉，我們相互之間的關系都不錯的，大家都挺信任我。有什麽難處都會想到我，找我幫忙，我也很樂意給他們出點力。”[13]（2006年8月與工會主席小丁的訪談）
2003年，上海市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臺灣老板沒有跟著加底薪，工人就鬧起來了。實際上，這家廠的工人對老板的刻薄早有不滿。幾年後，壹位工人回憶說：
“（2003年停工抗議之前）有個工人連續加班三天，人太累了，白天上班吃不消就趴在機器上睡了壹會，結果被經理發現了罰了壹百塊錢。乖乖，人家加三天班都沒有壹百呢！幾天白做。”[14]（2006年8月某工人訪談）
工人選出了包括小丁在內的幾位代表跟廠裏談，沒有談出什麽結果。在小丁的提議下，工人給鎮工會寫了聯名信，申請建立工會。同時，工人連續罷工三天，讓廠裏感到了壓力。或許是罷工的刺激，或許也要完成增收會員的上級任務，不管怎麽說，鎮工會有反應了。最初，鎮工會想讓工廠所屬工業園的工會主席兼職領導這家廠的工會，但工人拒絕了：他們了解這位主席，他壹直替老板說話。最後，鎮工會同意由員工與辦公室人員按人數比例自行推舉候選人，並在廠內直選。結果，小丁當選了主席，壹位普工、壹名倉管當選工會委員，行政部的人未能當選任何職務。
選上主席以後，小丁繼續當他的員工，但從老板那裏爭取到了單獨的辦公室與每月三天的工會工作帶薪日，還買了書籍鉆研勞動法規。經過那次罷工，老板也略有讓步[15]。隨後的幾年，雖然工會沒有大動作，但只要有員工投訴，小丁還是盡量跟廠裏交涉，自然引起了老板的厭惡。2006年，廠內出現過匿名大字報，以員工的口吻咒罵小丁的人品和能力，把他氣個半死。後來，他感慨地說：
“我也想通了，他們有的人就是故意要整整我，好讓我泄氣。企業裏面工會主席確實沒有什麽權力，我有時候做的工作就是吃力不討好。”[16]
2007年，鎮工會對這家廠進行了普法培訓，讓工人發現多年來加班費壹直被老板克扣了壹部分。不久，某天下班後，小丁在車間召集了員工的臨時大會討論這事，多數人對追討欠賬沒信心，只希望老板以後依法支付就好了。小丁向廠裏轉達了員工的心聲，但臺灣經理拖了幾天後，拒絕更改加班費的計算方法。小丁又請鎮工會出面周旋，結果加班費標準倒是變合法了，可以前的補貼變少了，宿舍收費漲了，工人的實際收入沒增加。這時，鎮工會閃到壹邊，任憑小丁怎麽登門請示，壹口咬定廠裏有權利調整補貼金額，這方面上級工會幫不了忙，要不妳們去仲裁吧！碰了壹鼻子灰之後，小丁再次召開員工臨時大會，這次工人有點火氣了，80%的人投票支持追討以前的加班費。
很快，小丁前往勞動監察部門投訴，但勞監人員並不熱心，敷衍地來廠轉了壹圈就沒了下文。難道只能走勞動仲裁的路了嗎？研究過相關條文的小丁知道，仲裁需要大量的等待時間，對工人是不利的。他跟兩個委員開始向區工會求援，幾次三番找上門去。最終，在區工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安排下，勞監、工人與廠裏協商解決了加班費問題，廠方給予了工人壹定的補償。再後來，臺灣派來了新經理，對工會客氣了許多，在員工待遇上的態度也軟了壹點。
顯然，小丁是壹個認真幫員工爭取眼前利益的帶頭人，摸索出了壹些門路。他知道工人的力量有限，很註意不與老板、政府輕易鬧翻，同時也有膽量反過來施加壓力，用罷工對付老板，用耐心“求援”的姿態催促上級工會主動壹點。面對來訪的學者，他坦率地說出了自己的想法：
“我們組織停工也就是為了對經理施加壹定的壓力，讓他能夠尊重我們的合法權益，另壹方面我們也希望（借助停工）引起上級工會的關註，積極保護我們的利益。說實話，停工抗議也是有很大風險的，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17]（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與工人壹起商議的時候，他盡量利用員工臨時大會這條渠道，形成明確的多數意見，讓自己的壹舉壹動有依循、有底氣。用他的話說，“基層工會本來就是弱勢群體，如果職工不站在我們這裏，我們的工作就沒法做”[18]（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另壹方面，他並非是純粹技術性的多數派傳話筒。2007年，當鎮工會在加班費問題上撂了挑子，有的工人提出去區政府門口示威，但小丁不贊成，他傾向於利用現有的規則，設法促使官方向廠裏施加壓力。看來，是他說服了廠裏的工人既堅持與老板交涉，同時遵守了不遊行、不堵廠門、不集體上訪靜坐的原則。
在小丁及其工友的實踐中，區工會壹定程度上對他們維權的認可，起了重要作用：
“（區工會法援）那裏電話壹打，果然監察大隊的人就又來了，他們從公司找到證據，開出處理意見書，讓經理限時處理。”[19]（2007年11月小丁訪談）
可如果上級工會不認可、甚至反對工人的要求呢？小丁的看法是“如果上級政府不站在我們這壹邊，我們再抗議也沒有用” 而上級工會作為國家機器的壹部分，它的態度，說到底反映的是當地政府的相關立場。
作為個人，小丁為工人說話的方式，是爭取官方的理解。作為壹個整體，中國工人普遍沒有準備好與國家公開對立，更是壹個基本事實。幾年前，深圳市某玩具廠搬遷，工人發動了要求補償金的行動，最後幾乎壹無所得。壹位參與行動的工人後來反思說：
“（我們）為什麽到最後全部妥協簽字了呢？就是聽政府的人那樣說（工人的要求不合理），好像自己沒理了。所以說，政府的說法是很有決定性的。”[20]
確實，這些年來中國工人壹直沒有產生逆流而上、與現有秩序對抗的動力。但只要外部環境提供了改善待遇的機會，工人還是很容易起來行動，也不忌諱利用工會或其它組織形式爭取利益，只要還沒遭到國家的禁止。除了工會這條渠道，隨著中國大量出現品牌代工廠，落實“企業社會責任”的實驗在國內開始流行，也給了壹些工人在維權領域有所作為的空間。
二、“員工代表小組”的活躍分子有才
於是工廠主
拉裏
問我們這些操作工如何促進勞資
之間的民主氣氛
“我認為，咱們應該設壹個意見箱！”
路易斯喊了壹聲
並咧嘴笑了
我們壹致附和，但拉裏的臉色變白了
說
“恐怕我在意見箱裏讀到的壹些東西會把我
嚇壞了。”
——沃斯《壹個躲在辦公室裏的卑鄙吝嗇的混蛋控制狂》
有才是河南人，2010年高中畢業到了中山某服裝廠當倉管。當時，這家廠主要為某國際大品牌做代工，內部“奉行監獄式管理”（有才語），僅僅是辭工不批壹項，就逼得許多人丟了壹個月工資自離。有才進廠時，品牌商指定的“企業社會責任”項目，即員工代表小組活動，已經在廠裏搞了壹段時間。按照項目的規定，小組是選舉產生的，選出來的小組成員有權跟廠裏協商員工的生活、待遇問題。
雖說有了這麽個小組，但似乎無所作為。進行第二期小組選舉的時候，甚至很少有人願意參選。有才年紀小，比較活躍，還在晚會上表演過節目，不少人認識他。結果，他稀裏糊塗地當選了。第二期小組以當過產線組長的阿東為核心，阿東為人沈穩、辦事認真，不願討好上司，結果被廠裏調去打雜。後來的小組活動中，阿東坐鎮指揮，有才沖鋒陷陣，兩人配合默契，其他代表也比較支持他倆。幾年後，對自己在小組裏的那股子積極勁兒，有才解釋說：
“我為什麽要這麽積極地參加這個員工代表小組呢？壹方面有空閑，另壹方面也有壹點責任感，就是我參加這個小組了，總要做點事。也可能有點不服輸的心理因素”[1]
老板對這個小組的態度是：只要不談錢，其它的事都不妨拿出來談談。但是員工很想跟老板談錢的事，尤其想提高做貨的單價。員工小組多次找廠裏談單價問題，老板躲了，經理搪塞，最後不了了之。單價調整不成，小組沒有泄氣，為員工解決了幾件生活上的“瑣事”，比如熱水器修理，安裝打碎的宿舍窗玻璃。對這些壹次性的小開支，廠裏還算通融。
這家廠的食堂，采購由保安隊長兼任，買回來的食材很差。有才把食堂的爛肉拿到行政樓給經理過目，還跟廚師自費去市場看價格，最終迫使公司撤掉了保安隊長的采購職務。不過，食堂經過整頓，飯菜質量雖然好了些，價格也貴了。
經歷了幾場外圍的“戰鬥”，員工小組又殺回了“談錢”的主戰場。他們發起了兩三百人簽字的聯名信，要求提高全勤獎、加班費。這次，老板躲不掉了，雙方談的比較火爆。對這場談判，小組做了壹些準備。對此，有才回憶說：
“談判時是有分工的，就是盯著老板，不讓他轉移話題，問他答復的期限。不能讓廠裏主導話題，要不然廠裏就給我們拉到雲裏霧裏的，什麽都搞不到了。老板想主導談判，他就壹直搶話題。妳在說壹個東西，他會從另壹個角度慢慢給妳岔開。我們說全勤獎三十塊過去還可以，現在物價漲得多麽高，老板就附和說：對呀，現在什麽都漲了，原料也漲價。這就跑題了，妳得拉回來。
我們的分工是提前談好，根據各自性格確定的。我是負責把話題拉回來的。有的代表性格粗獷壹點，就負責跟老板拍桌子，壹拍桌子老板就不高興啊，阿東就打圓場。……廠方扯東扯西，我們再拉回來。最後告訴我們何時答復。所有的問題談完了，自然就結束了。”[2]
當老板最後的借口“最近接不到單”也被員工戳穿後（作為倉管，有才掌握訂單的動態），廠裏不得不給工人漲了壹點錢。
本質上，員工小組是品牌商的公關產物，對廠方有壹點影響，但也要註意分寸。所以，當工人因為工資拖欠而罷工時，小組沒有直接出面，只暗地裏給工人提了幾條註意事項。為了與同事們打成壹片，有才還想出了搞“意見墻”征集全廠工人要求的點子，等於在工人中間造了壹股輿論，無形中給廠裏施加了壓力，也顯示了小組是有群眾支持的。
對小組的積極活動，廠方的對策是拖延、敷衍，給點過得去的讓步，再就是講人情、拉關系。確實，在拉關系上，高管們都很有壹套：
“會議上人事部經理跟我們據理力爭，私下跟我們喝喝酒，不談廠裏的事，拉拉家常。有時莫名其妙就打電話約我們出去吃飯、宵夜什麽的，感覺像哥們壹樣，搞得我們有時候不好意思跟廠裏提意見。”[3]（有才）
附：2004年廣東某制衣廠的“員工委員會”
要說明的是，“企業社會責任”在中國的實踐，已經頗有壹些年頭了。至少在2004年，廣東已經有了類似的實驗。當時，在品牌商的要求下，某服裝代工廠成立了“員工委員會”。委員會僅限員工選舉產生，每月開會壹次，開會時有雙倍底薪補貼，委員會成員每月另有30元固定補貼。按照規定，委員會的責任是協助廠方計算單價、協調休假/加班、保障準時發貨、組織勞動技能競賽還有拔河、文藝晚會，甚至要過問員工的手機充電以及購買地下六合彩的情況。
與有才所在的那家廠壹樣，這家服裝廠的老板也不願意談錢，對委員會提出的工價問題始終推諉，直到沒了下文。相應地，在其它領域，廠裏的態度略微靈活壹點。當時，由於管理們拉幫結派，各條產線之間分貨不均、苦樂不均的現象比較嚴重。壹批員工通過委員會給老板寫聯名信，要求公平分貨，否則“采取進壹步行動。” 接到信後，老板還算重視，大致解決了這個老矛盾。
與2010年有才所在的工廠氣氛有所不同，這家制衣廠的工人對委員會比較重視。也許，2004年的工人普遍待遇更差、掙錢更少，而對任何改善都比較敏感？也許，是制衣廠“企業社會責任”項目的經辦者花了更多的心思？我們無從得知。但成立委員會後，制衣廠不少工人的面貌著實變得積極了。他們開始敢於同廠方交涉，主動學習弄清楚廠裏的經營情況，也有了壹點階級的自覺。
員工委員會某成員在幾十個廠摸爬滾打過，對委員會誕生前後，工人在老板面前的不同表現，他深有感觸:
“特別氣人的是定額問題，做定額時，總是會出現妳慢他快的叛徒，有的工人就是看重壹點小錢，結果老板把定額定得很高，想拿超產獎就越來越難了。現在有員工委員會就好壹些，我們與老板去爭，不是代表我們個人，也不用擔心老板報復妳。
以前我們也有工人去爭過，但妳幾個人如何敢啊，連大聲說話都不敢，也說不過老板，老板兇壹些的話，大家都不說了，現在我們會壹起商量如何來說，有扮紅臉有扮黑臉的。”[4]
有的女工在廠裏幹了好多年，壹直不知道自己的工資怎麽算出來的。她們心裏不服，但找不到解決辦法。委員會讓她們有了開口講話的機會：
“有時候工人根本就搞不懂公司是如何算加班費的。我提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宿舍及爭論過很久，後來由員工委員會提出來，廠長的答復比較滿意。這件事也教會員工如何來算自己的加班費，什麽是最低工資。”[5]（員工代表甲）
有的工人為人正派，在廠裏就容易被穿小鞋。對他們來說，委員會似乎撥開了雲霧，讓工人可以自己主持公道，也感到了工人需要自己的組織：
“有的班長排外，妳提他意見他就報復妳，我現在是員工代表，有這個身份我說話也方便些，有時候為員工的事得罪人也不用擔心別人報復。我認為員工委員會只能代表工人，與管理層包括班長就是要搞對立的，如果員工委員會跟他們站在壹起，那還要它幹嗎？”[6]（員工代表乙）
而六年後，有才同樣在員工小組的活動中，找到了為自己人辦事的自豪感：“（員工）找我們，說明信任我們！” [7]
與此同時，依托廠商、自上而下的實驗畢竟有著天然的局限。為了給品牌商壹個過得去的交代，代工老板可以給工人壹點甜頭，但也到此為止。委員會運行壹段時間後，工人深切地感受到了這壹點：
“我們廠加班費和工時是要比外面好壹些，這與員工委員會的爭取有關，但是工價問題老板是永遠不會讓步的，工人最大的牢騷就是工價，每次來新貨時我們就要爭壹次，但效果都不大”[8]（員工代表丙）
眾所周知，對工價標準的壟斷，是老板壓榨工人的通行手段，絕不會輕易放棄。對此，這家廠的管理方也敞開天窗說了亮話：
“員工委員會不可能走得太遠，要是哪天老板不配合，不支持，這個機構就會停下來，當然矛盾也可能會更多壹些，有些問題是不會讓工人討論的，比如工價問題”[9]（生產廠長）
說到底，大繁榮時期的品牌公關需求，讓工人有些機會，可以相對平和地從老板那裏奪回壹星半點的利益。但只要工人想得到更多東西，他們與老板的碰撞就難以避免了。
在碰撞中，當老板與工人都不願意明顯退讓，欺騙、恫嚇以及赤裸裸的國家暴力，都會攔住工人的去路。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
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0]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11]（老吳）
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12]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13]。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14]，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15]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16]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17]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18]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敷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9]（貨倉部員工代表）
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
三、不願跟老板鬧得太僵，卻被抓進大牢：某港資家私廠罷工代表老吳
老板的錢，經常穿上制服
變成警察和官員
用法律當作盾牌站成壹線
——徐平《采訪筆記 罷工幹部素描》
中國加入世貿後，珠三角的工廠出現了爆炸式增長，規模、人數和產量都擴大了許多倍。2008年以後，由於地價、環保和工資升高，深圳的工廠開始轉移。為了平衡工業布局，讓工業遷移更有方向性，2011年深圳市政府主動出手，制訂了五年外遷壹萬家企業的計劃。搬遷的過程裏，圍繞補償金和社保問題，發生了不少勞資糾紛，也出現了壹批帶頭工人/談判代表。這批人當中，2013年某港資家私廠搬廠罷工的壹個帶頭人老吳，罷工失敗後坐了壹年牢，最後被無罪釋放，創了珠三角工人行動的壹個記錄。
老吳是湖北人，上過專科，出來打工二十多年。他是個愛動腦的人，追求上進，跟他壹起在其它廠打過工的工友回憶說：
“我開沖床，認識了老吳。他因為有學歷，當了廠裏的QC。那時候，他給我感覺是能說會道的，還會看圖紙。他從來不賭錢，不打牌的，愛看書。”[1]
2004年，老吳進了這家港資家私廠。廠內的管理方式，是那些年珠三角常見的“非打即罵”型。據工人講，它的老板親手打過“犯錯”的工人，老板弟弟（俗稱二老板）很喜歡罰工人的款，原有的壹些節日福利也逐年取消了。2006年老板在惠州建了新廠，哄騙了壹批老廠工人過去，也埋下了反抗的種子：
“惠州新廠偏僻，招不到人。當時去惠州的人也有後悔的，心裏就有壹團火，覺得被坑了，被老板騙了，窩囊，但是都不知哪裏被坑了，不知道怎麽發火。找政府部門投訴不起作用，也沒人幫我們。”[2]（老吳）
老吳性格溫和，喜歡交朋友，輕易不會惹事。有時他實在看不慣，也會站出來：
“有壹次下班，很累，排隊打卡的時候有人插隊，很亂。有個年輕的保安壹下子跳到桌子上罵。我說妳罵誰呀，老子長老子短的，這裏哪個不是妳大叔大媽？他就要打我。我們人多，把他扭倒了。”[3]
2007年他受了工傷，在病房接觸到某勞工服務機構，頗感新奇。他開始學法律，學怎麽算工資，怎麽依法辭工。2012年，在這家機構的鼓勵下，老吳向相關部門投訴了廠裏的違規行為（食堂強行收費、不發工資條、不給員工繳社保），有些效果。作為報復，老板壹度不讓他加班[4]。廠方的排斥沒有嚇倒老吳，2012年後，他經常在工廠附近做普法宣傳，廠裏不少人因此認識了他。
2013年春節過後，廠裏傳出風聲，老廠要關閉了，機器和人員都去惠州新廠。壹群老員工和產線組長開始串聯應變，想從壹貫吝嗇的老板手裏爭取到經濟補償金。老吳也參與了。同年四月，四五十個工人、組長開了壹次會，統壹了訴求[5]，決定只要老板把機器裝上車，就罷工。三天後，當老板真的派人搬機器，罷工就開始了。
由於事先打下了基礎，代表的現場產生是很簡單的：
“（罷工第壹天）下午，我們選了八個代表，其中5個是組長，3個是普工。選代表的時候，有幾個鐵皮房擋著，二老板秘書他們看不到。整個過程幾分鐘搞定。‘這個是代表，同意不同意？舉手同意。’代表都是口才比較好的。”[6]
老吳在內的八個代表還指定了20個聯絡員，負責跟工人的日常聯絡，開會時常常是二三十人壹起參與。罷工工人扣留了老板租來裝機器的貨車，組織人手把守廠門，同時在廠裏張貼“告工友書”，派人去勞動部門、工會上訪。
對罷工初期的情況，老吳回憶說：
“什麽事情八個代表都是壹起商量的。每天早上和晚上各開壹次會。每天晚上都有壹兩個代表帶著二三十個工友守夜，怕老板把車子開走。我們開會都是在宿舍裏。前期工作是比較好的，老板怎麽說也沒能讓我們動搖，大家有什麽事都在會上說，在會上安排。”[7]
罷工開始後，工人積極參與搞行動、守廠門，也提建議：
“不是所有的事都是預先想到的。工友想到了就會提議，比如值班要安排夜宵，買面包餅幹。我們幾個代表把工友提的意見綜合起來。”[8]
發生罷工後，老板先是要求大家辭工或者復工，工人不聽他的。老板又表示“我改主意了，不搬廠了”，工人回答他：“妳當我們是三歲小孩麽？” 然後，老板躲起來裝了幾天死，這期間有人自稱“警察”去廠裏嚇唬工人，也有貌似流氓的社會閑漢出現在廠外。但工人還是很齊心，而且壹直扣著老板租的貨車。發現壹時啃不下這塊硬骨頭之後，資方終於和緩了口氣，答應給補償金，只是數目需要好好商量。聽到這番話，工人代表開始急於向廠方表示和解了，當晚放掉了老板租的貨車。回憶起這個決定，老吳顯然有些後悔：
“（資方律師對我們說）老板有誠意，工人也要拿出誠意。我們就中招了。我們覺得原來老板不願意談，現在願意談了。我們就說行行行，要拿出誠意來。”[9]
需要指出，罷工期間，當地基層部門對工人的態度是繁衍、裝糊塗以及維持表面的有商有量，但在實質的工人要求上，始終袖手旁觀。看到這些場景，有的代表難免心生顧慮，擔心太強硬了可能得罪政府：
“我們也怕如果不放車，把政府惹火了，到時候不給我們解決就麻煩了。”[10]（貨倉部員工代表）
當時，有些老員工反對放掉貨車。她們本能地預感到，如果不能捏住老板的痛處，要他拿出錢來是千難萬難。她們表示：
“老吳把廠裏搬機器的車放走了，我們都罵他。他做這個事不能代表我們。”[11]
但面對代表的疑慮，比如“政府嫌我們不通融，翻臉怎麽辦？老板生氣了不願談怎麽辦？”，這些老員工除了大喊“去市政府！”，也拿不出什麽對策。
不管怎麽說，放走貨車後，老板就變臉了，不再理睬工人。罷工前，老吳與串聯的其他核心分子比較樂觀：“當時我估計（罷工）7天內就能解決，因為有壹批貨要出。”[12] 如今發現事情可能拖下去，人心開始渙散。有的代表退出了，有的員工不再參與守廠門，轉頭跑電動車拉客、在家裏做手工。有關部門也對老吳施加了壓力：不許他發微博直播罷工新聞，他的親屬被動員來遊說他洗手不幹，出租屋的房東要他搬家。
面對老板和國家的聯合陣線，工人的情緒焦躁起來了，更加傾向於盡快行動，早點解決。生活的經驗告訴他們，搞點動靜出來，政府就可能重視自己的事。雖然嘴上不聲張，但代表們暗地裏默許工人沖兩下，指望著如此這般可以讓政府給老板壹點壓力。壹位女工說出了大家的共同看法：
“我們以前看到過（堵路）。有個電子廠，老板搬廠不願意給錢。那些人就堵馬路，壹直堵到萬聯商場那裏。堵了半個小時，那個老板就給錢了。”[13]
在這場二十多天的罷工中，工人前前後後已經搞了不少行動，希望加快問題的解決：為了給工人代表助威，包圍過勞動站；談判不成就在廠外示威、去街道辦靜坐、堵路。在這些行動中，他們有不少人挨過治安人員的打，也蹲過派出所。最後，他們決定遊行去市政府請願，結果在半路上遭到警方的毆打、抓捕，老吳被關了起來。罷工在這壹天失敗了。
作為代表，老吳的方方面面
生活的長期磨練，讓珠三角的很多工人比較謹慎，在自己的理解範圍內，不會輕信什麽人。所以罷工期間，工人往往不會那麽迷信代表，擔心他們反水（當然，工人壹哄而散拋棄領頭人的事也不新鮮）。壹位女工這樣解釋自己對代表的觀望態度：
“（以前）有壹個家私廠要倒閉了，選了壹個代表，後來老板拿錢給那個代表，代表就走了，很多人都沒拿到錢吶，做了十多年的都沒拿到錢。”[14]
罷工之初，老吳成為代表，並不是因為他在工人中有多高的權威，而是他平時喜好結交人，有事別人容易拉著他壹起搞。那幾年與勞工服務機構的接觸，也促使老吳對工人利益有了更多認識。此外，與多數同事相比，他好歹有點鬥爭經驗。
罷工開始後，老吳的作用逐漸突出。這裏邊有壹個原因，是當時其他代表多少都抱有壹個小心思：既然這家夥這麽熱心，就讓他多出頭、分擔風險吧！那幾天大家去工會、勞動局上訪，留的全是老吳的電話…… 很快，派出所、街道都知道有個吳某某在“指揮工人”。當國家最終決定鎮壓罷工，他自然難逃“出頭鳥”的厄運。
更主要的是，老吳的能力、責任心，讓他很容易影響罷工的進程。他的法律知識、表達能力，在談判時派上了用場，是其他代表替代不了的。壹位工人回憶說：
“他講法律是壹條壹條地講。那個廠裏的律師都被他講服了。老吳反應快，不沖動，能主持公道，當然壹般人可能會說他‘多管閑事’。”[15]
當局面陷入僵持後，他主動維持大家的士氣，不讓集體放任自流地渙散下去。這方面，其他代表顯得需要他的精神力量：
“老吳看到我們情緒低落了，就安慰我們，跟員工代表坐在壹起，說說話，勸導我們壹下。”（燙金部某組長、工人代表）[16]
共同鬥爭中，老吳這樣對工人有責任感、能跟資方對話而不落下風的代表，自然會贏得壹定的擁戴。老吳被抓後，壹位工人對來訪者講：
“我平時跟（老吳）代表沒來往，只知道彼此是這個廠的，不知名字。這次罷工才認識，壹輩子也忘不掉。我內心講，很崇拜他的。”[17]（型材部某工人）
在談判時，老吳與其他代表都主張對資方“釋放誠意”，事後證明是中計了。當然，相比老練奸猾的老板，他肯定是太“嫩”、太缺乏勞資對峙的歷練了。但這壹錯誤的要害，不在於這群工人及其代表缺少經驗，而是珠三角工人行動的整體氛圍，長期處於壹擊即走、不搞嚴酷對抗的“輕快”節奏中，也就難免在行動中容易傾向於跟老板妥協。
2015年，當老吳出獄不久，壹位觀察者總結說：
“整體上，珠三角工人不怕罷工，有需要的話，也不怕突破法律，采取堵路、阻攔出貨、集體上訪等手段。這些手段，好用的話，工人就用；不好用的話，先暫時擱置起來。就算被打了，被抓了，工人也只是害怕壹會，憤怒壹陣，就過去了，談不上被嚇破了膽，也談不上對老板的深仇大恨。”[18]
這樣的狀態中，工人難以對代表的經驗、見識和決心有嚴格的要求。老吳獲得自由後，也對工人代表的角色有所思考。他提出：
“工人代表不是壹天兩天能產生的。需要漫長的時間，需要和工友們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以後，才能真正地代表工人。否則罷工那壹兩天上去（做代表）的工友，很容易被資方收買。”[19]
在筆者看來，所謂“摸爬滾打，形成壹定的關系”，大致可以理解為在工廠日常的摩擦、抗爭中，促使出現工人鬥爭積極分子的網絡。這樣的網絡，在發生群眾行動的時刻，有可能產生善於推動鬥爭集體向前走的工人代表。
2014年出獄後，老吳成為某勞工服務機構的工作人員，向維權工人提供法律咨詢。2015年以來，珠三角工人鬥爭逐漸落潮，國家也日益排斥非官方的勞資協調實踐。重重阻力下，老吳面臨著人生的十字路口。[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