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中國帝國主義與左翼
近年來，隨著中美帝國主義沖突的加劇，一批國際左翼對中共政權（所謂的共產政權）采取愈發無批判的態度，否認其對內壓迫及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對外壓迫。
本文上半部分的經濟事實大多不會受到中共政權的“左翼”支持者的質疑。他們對中國政權事實上的帝國主義行徑進行辯護，或是強行粉飾，或是宣稱這些行徑使那些國家的人民受益。這些評論者，通常有斯大林主義或毛主義的政治背景，由於他們支持派坦克對1956年的匈牙利工人、1989年的北京等進行鎮壓，因此他們也被謔稱為“坦克派（tankies）”。盡管資本主義早已在俄國與中國復辟，這些人仍相信這些政權至今仍有“進步”的成分。
當中國領導人們看起來與美國總統和跨國公司們相處甚佳時，中共的辯護士們就顯得頗為狼狽。2014年習近平在澳大利亞國會的演講贏得了全場起立鼓掌。一年後，時任英國首相卡梅倫談到了中英關系的“黃金時代”。在2015年，習近平與伊麗莎白女皇共乘馬車，並將保守黨治下的英國形容為中國“在西方最好的朋友”。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George Osborne）率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新疆並獲得中國官方媒體的贊揚，他們只談生意，閉口不談維吾爾人及其他少數民族的受虐待問題。而近到2020年初，特朗普還稱贊習近平為一位親密的朋友。以上所述，沒有一條是那些現在宣稱北京系反抗美帝國主義的先鋒的“坦克派”可以解釋的。
與資本主義政治家與經濟學家在中國受到歡迎的同時，社會主義者或任何試圖聯系抗爭工人與及青年的人卻都被逮捕或驅逐出境。這是因為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在馬克思、盧森堡和列寧的傳統下，是反對一切資本主義政府與帝國主義勢力的。在《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中，列寧強調並指出：盡管英、法、美、德更加發達，沙皇俄國也是發展中的帝國主義勢力。在1920版的序言中，列寧強調了俄羅斯對芬蘭、波蘭、庫爾蘭、烏克蘭、希瓦、布哈拉、愛沙尼亞及其他非大俄羅斯人地區的壓迫，同時也說明了在1916年寫作時，他用日本帝國主義的案例來代替俄國，是為了規避沙俄的審查。
今日，坦克派們與中共辯護士們宣稱那些被捕者與流亡者及他們的支援者並不知曉事實。這本身就是對獨裁政權及其鎮壓手段的認可。他們也宣稱，社會主義者不能利用自由派、資產階級或公共服務媒體作消息來源。事實上，那種指責所有主流資產階級媒體的報導都是美國中情局宣傳的論調，往往是中共支持者的唯一論點。那馬克思主義傳統又是怎樣的呢？ 馬克思從未在引用資產階級報紙的問題上猶豫過，例如引用英國保守主義媒體報導巴黎公社失敗後的反革命鎮壓。馬克思本人曾長達十年擔任過與共和黨有聯系的紐約第一大報《紐約論壇報》記者。 馬克思主義者並不對資本主義媒體與中共官媒的公正性抱有幻想，這純粹是一個批判性地研究事實與消息來源的問題。
今天坦克派們的批評，根本比不上20世紀30年代斯大林領導的反托洛茨基運動。托洛茨基對斯大林獨裁政權做出的科學批判，被指與右翼分子甚至納粹勢力無異。他們對於之間的階級差異三緘其口，資產階級評論員渴望資本主義的反革命行動，但托洛茨基則主張通過新的工人革命來建立工人民主的社會主義工人國家。而這根本性的階級區別，卻並不意味著古拉格集中營只是右翼所想象出來的。坦克派就那些引言出處進行批評，但真實的爭論點卻是關於他們對斯大林主義、毛主義以及今天的國家資本主義政權的支持。
中國在新疆的種族隔離政策
新疆集中營、失蹤、強奸、酷刑等的巨大網絡，指明了在新疆的反維吾爾人及絕大多數穆斯林群眾的行徑並非臆造，而是殘酷的事實。對維吾爾人的壓迫升級與中國的資本主義復辟及帝國主義化同時展開。新疆的自然資源及戰略位置，是習近平一帶一路的關鍵部分，加之對少數民族反抗的恐懼，都促進了北京對新疆和東突厥斯坦鎮壓力度的升級。
直至1950年代，新疆的漢族人口還不足5%。但這一現象隨90年代資本主義復辟剝削興起時大量漢族移民的湧入而改變。今日，維吾爾族大約有一千兩百萬人口，不及新疆人口總量的半數，而漢族人卻占了超過40%。
中共對新疆的統治，就是“實行通行證檢查製度、興建集中營、打造網格化的警察控製體系，復製了南非種族隔離時代和以色列的少數族裔控製體系”，在烏魯木齊居住兩年、持續研究新疆的學者拜勒（Darren Byler）如是寫道。另一個轉捩點是911後小布什所發動反恐戰爭。中共迅速地應用西方的論調，並將所有維吾爾人打上疑似恐怖分子的烙印。
美國左翼雜誌《每月評論》上的一篇文章宣稱，有關新疆鎮壓及集中營的報導都是在支持美帝國主義，這受到了拜勒及其他35位國際學者的強烈反對。他們的答復認為中國的政策是對西方反恐政策的蓄意挪用，美國和中國雙方仇視伊斯蘭的行為都應受到譴責。
這些回答也清楚地指出了北京政策植根於資本主義：“資本主義擴張與壓迫原住民的聯系是左翼所熟悉的，拒絕認識和批評這些變化是故意視而不見。”拜勒在一次采訪中表明他“強烈譴責美國的軍事行動”。他將中國描述為國家資本主義，而將新疆的體製描述為“恐怖資本主義”。新疆政府將拜勒指控為“中情局特工”。這是習近平政權及其外國支持者、中國民族主義者慣常對包括中國女權主義者、工運分子在內的批評習政權的人提出的指控。
新疆現代史上的關鍵轉捩點是2009年7月的騷亂。起於種族主義動機，兩位維吾爾族的民工在一家廣東的工廠內被打死。幾天後，烏魯木齊的維吾爾族青年舉著中國國旗進行了和平遊行，呼籲當局調查廣東的鬥毆致死案，但卻遭到武警開槍射擊。騷亂的根源是愈發嚴重的歧視與壓迫，如漢語取代維吾爾語成為了學校中的唯一語言，維吾爾人的土地被搶走，及針對宗教服裝及習俗的限製。
“人民反恐戰爭”
為應對一些絕望的恐怖襲擊，中國政府於2014年5月宣布發動“人民反恐戰爭”，來針對維吾爾人群體。社會主義者一直反對個人恐怖主義，認為這是一種失敗的方法，總會導致更強烈的鎮壓，而並不會像這個例子所示那樣推進反壓迫的鬥爭。內部通行證系統迫使30萬維吾爾人離開烏魯木齊，並通過檢查站限製旅行，集中營體系也被引入。2017年，新疆已成為一個完備的警察統治社會。
拜勒的報告顯示，至2017年初，政府已經招募了“近9萬名新警員”，將新疆的公安預算增加了356%以上，達到約92億美元。且“由於就業普遍不足，維吾爾人被大量招募到部隊中”。
除了先進的監控外，還實施了面向維吾爾族的個人電話、電腦檢查系統。“僅杭州的兩家科技公司大華和海康威視就獲得了超過12億美元的合同，用於在維吾爾族地區建設安全基礎設施”。這些安全技術已成為中國面向專製政權的出口產品。
同時，石油和天然氣拉動新疆GDP的一半以上。以棉花和番茄為主的大規模工業化農業也得到了發展。這不是一場“民族沖突”，而是來自政府層面的單邊攻擊。這樣，新疆既有實行針對維吾爾人的種族隔離種族主義製度的性質，又有遭到殖民經濟剝削的性質。與漢族居民相比，維吾爾人在住房、工作和工資方面遭到歧視。而建造龐大的基礎設施專案則是為了確保將來利潤，並加強北京的控製。
有無數人親眼看見強奸和酷刑，還有兒童被從家人身邊帶走。大約有100萬維吾爾人被送往集中營，每個人都知道有人被拘留。這種所作所為目的是在精神上打擊維吾爾人，通過極其屈辱的流程來建立對中共和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忠誠。此外，北京還挑選維吾爾族“領導人”來代表新疆政府。
中共政策的種族主義和反維吾爾特征在他們的強製計劃生育政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包括剝奪經濟和法律權利，強迫維吾爾族婦女接受植入避孕環，還有更惡劣的行徑。盡管中國否認了這些行為，但即使是官方的《中國統計年鑒》和《新疆統計年鑒》也顯示了新疆的出生率是如何在兩年內減半的——這還是包括漢族人口後的數據。2015年至2018年，最大的兩個維吾爾族地區的出生率下降了84%。
這些事實首先由研究員Adrian Zenz在國際上發表，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義者和右翼分子。但包括中國官媒在內那些利用Zenz的政治立場來詆毀他的人，忽略了他的論據就是來自中國官方的統計數據。他是親中共宣傳勢力的炮轟焦點，但這些事實也得到了在集中營中的婦女所述故事的證實。
集中營系統按不同級別的監獄標準建造，實行從反維吾爾語和文化宣傳的“教育”及工廠強迫勞動到強製安裝避孕環、婦女絕育和酷刑。
後來中共不再否認集中營的存在，而是改口稱它們是為了“再教育”、“職業培訓”和促進婦女的“健康生育”。他們把對集中營的所有批評都描繪成美帝國主義的宣傳，但從不向任何有信譽的調查員提供進入集中營的機會。然而美帝國主義現在對維吾爾人境遇的批評也是純粹的強權政治和虛偽。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遠非新鮮事。2002年，美國與中國合作，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抓獲了22名維吾爾族人，將他們關在臭名昭著的美國關塔那摩灣酷刑營。他們中沒有人被裁定為聖戰分子或與基地組織有關聯，但最後三人直到2013年才被釋放。特朗普2017年針對穆斯林的旅行禁令也受到中共領導人的贊賞。
當美國48家最大的在華企業被要求就針對維吾爾人的政策發表評論時，只有6家做出了回應，其中只有1家表達了有限的批評。很明顯，美帝國主義利用維吾爾人集中營和和待遇問題與中國搞冷戰，但絕不是被壓迫者鬥爭中的盟友。
臺灣、中國與美國
臺灣是中美帝國主義冷戰的焦點。它也是一個事實上的國家，擁有超過2300萬居民。1949年中國革命勝利後，蔣介石和他的國民黨逃往臺灣，國民黨繼續在該島使用“中華民國”這個國號，目的是希望最終重返大陸。此後，北京的中共政權和國民黨中蔣介石的繼任者都堅持“一國”的立場。在臺灣，由於中國經濟的強大拉動，資本家和國民黨幾十年來一直對大陸的中共政權妥協。即使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的臺灣民族主義政客，也沒有過火地挑戰北京。
這也是自19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的立場，當時尼克松和後繼總統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而不是中華“民國”，讓貿易與利潤成為了優先的事情。然而，在軍事上，由於其戰略位置以及作為向北京施壓的著力點，美帝國主義與臺灣保持緊密聯盟。
實際上，臺灣已經發展成為一個獨自的政府與國家。舊的“統一”主張在島上失去了大部分支持。這是國民黨在選舉大敗的原因之一，國民黨現在被迫與之前緊密聯系的中共保持距離。香港出臺國安法，廢除民主權利，終於打消了臺灣人對“統一”的“一國兩製”安排的幻想。 今天，臺灣只有12.5%的人支持統一，54%的人支持正式獨立，23.4%的人支持現狀，即事實上的獨立。
由於中國強硬的鎮壓政策，特別是在香港，中共獨裁政權現在保證其國家地位的唯一途徑是通過軍事行動或其威脅來追求“臺灣是中國一部分”。去年，中國空軍和海軍陸戰隊在臺灣周邊進行了越來越多的演習，並配上了軍事色彩的聲明。這些一部分是習近平試圖展示實力的體現，一部分是對美帝國主義在東亞更加尖銳的形象的回應，這種形象在奧巴馬時期開始，然後在特朗普時期加強。這包括新的武器出口協定、更頻繁的軍事行動以及去年美國和臺灣之間公布的先前秘密防禦協定。中共通過恐嚇使臺灣人支持統一的企圖是註定要失敗的，結果只會是增加對獨立的支持。
馬克思主義者主張工人階級和被壓迫群眾的團結。而只有堅持在民族問題上的正確立場才能實現這種統一。這意味著了解工人的情緒和意識。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再次指明了道路，宣稱反對“自決權或分離權在實踐中不可避免地意味著支持統治民族的特權。”而被視為壓迫國家的支持者將阻礙建立工人階級團結。
1917年的俄國革命解放了被壓迫民族，但絕不支持外國帝國主義。相反，帝國主義列強對俄國進行反革命幹預，包括反對芬蘭、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解放。
同樣，支持獨立不等於支持美帝國主義，臺灣獨立也無法依靠美國的幫助而實現。在帝國主義時代，成功的民族解放運動從來不是由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領導的，當然更不是由帝國主義領導的。就臺灣而言，獨立只能通過反對資本主義和老牌政黨的群眾鬥爭來實現——尤其是與中國大陸工人階級反對中共獨裁和中國資本主義的鬥爭相結合。在任何國家沖突中，社會主義者都不會支援任何一方的統治階級。在臺灣，這意味著不支持美國、中國或臺灣資本主義政黨，如民進黨和國民黨。
香港——並非顏色革命
中共獨裁政權的應聲蟲們——相信的是一些紅色旗幟和“共產黨”的名字，而不是真正殘酷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專政。他們將香港的群眾運動（尤其是2019年），貼上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的標簽。
事實恰恰相反。2019年10月4日，香港的群眾運動已經持續了四個月，《衛報》報導稱：
“據報導，在特朗普承諾美國將在貿易談判期間保持沈默之後，美國官員被禁止參與支援香港的民主抗議活動。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導，特朗普在6月的電話中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作出承諾（……）。由於禁言令，美國駐香港總領事唐偉康被告知取消在美國智庫的露面和計劃的演講，這些演講已經動搖了該地區的抗議活動……”
特朗普本人表明了美國的立場：“有人說某天他們會禁止示威。但那是在香港和中國之間的問題，因為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他們必須自己處理，他們不需要建議。”同一篇文章還指出，特朗普不想評論新疆和維吾爾人的待遇問題。在他的回憶錄中，特朗普的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聲稱川普告訴習近平，新疆集中營“完全是正確的做法”。
美帝國主義一般不鼓勵支持群眾運動。每當積極地提到提到自下而上的運動時，華盛頓的關註點僅是他們培養可靠領導的可能性及如何平息抗議。
2019年當運動在香港爆發時，有一、二百萬人參與示威，它傳達了憤怒、沮喪和恐懼，即民主改革的承諾被對民主權利的新限製所取代。 在一個極度不平等且幾乎沒有福利製度的社會中，民主權利恰恰被視為改善普通人生活所需的手段。這場巨大的運動是由一項不受歡迎的《送中條例》引發的，但很快就變成了要求忠於北京的香港政府下臺和一人一票普選。後來《送中條例》撤銷也無法平息。
這是一場讓所有建製派勢力和政黨都措手不及的運動。被群眾視為民主權利鬥爭中失敗領導者的泛民主派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真正的領導權落在了無組織的青年手中。
習近平政權將這場運動視為一種威脅，擔心它會蔓延到大陸。然而，當香港運動達到頂峰時，北京卻沒有用自己的國家力量進行幹預。但很明顯，運動沒有勝利，中共就會組織報復。這對習近平來說也很重要，來向世界展示在各派系之中，誰才是香港真正的統治者。
這場強大的運動只有在輸出到中國，並且通過工人階級總罷工運動來指明道路的情況下才有可能取得勝利。否則，疲憊和混亂終會出現， 這種情況又因疫情期間的限製而更甚，遲早會造成運動失敗。正是在運動的後期階段，運動開始更廣泛地出現美國國旗和要求特朗普介入的口號。隨著冷戰的加劇，美帝國主義也對中國的香港政策愈加批評。這也與保持香港作為該地區主要商業和金融中心的期望有關。但對個別香港和中共主要官員進行象征性製裁，與真正支持香港群眾的訴求並不是一回事。
中共獨裁現在正在香港強加大陸化條件，禁止民主權利，加強監視和鎮壓力量，監禁反對派政客和工會領導人，並以此來散播恐怖。北京知道它在香港沒有任何社會基礎。在2019年11月的地方選舉中，親中共的建製派遭受了歷史性的失敗。近來措施也包括徹底改造香港的政治製度，旨在防止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
中共在香港的行動沒有任何進步或反資本主義的成分。他們得到擁有土地的大多數億萬富翁大亨以及主要銀行的支持。匯豐銀行，表面上是歐洲最大的銀行，但現在正在將其總部從倫敦遷回香港，他們公開宣布支持國家安全法。另一家英國銀行渣打銀行也是如此，“我們相信國家安全法有助於維持香港的長期經濟和社會穩定。”
反抗帝國主義與法西斯式手段
不僅是坦克派們，還有其他一些左翼也害怕對美中帝國主義進行比較，或害怕將中共的手段與法西斯或軍事獨裁作比較。社會主義者沒有理由要給不同帝國主義列強進行殘暴程度的排名。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強調反對一切帝國主義列強，而歐洲大多數社會民主黨領導人則支持他們的“自己”國家，認為它更“民主”，或者說對方是“侵略者”。
然而，反對一切帝國主義並不意味著所有帝國主義都是一模一樣。在工人和窮人的鬥爭推動了民主改革的地方，組織進一步鬥爭顯然要更可能得多。資本主義民主具有嚴重的局限性，真正的權力掌握在資本家手中，但它提供了組織工會和政黨、發表言論和印刷（以及在互聯網上發帖）、罷工和組織示威的可能性。在資本主義製度下，這些權利會受到限製，必須要不斷爭取，要反對反動派篡奪先前勝利成果，反對破壞工會、反動宣傳和壓迫性法律。
1930年代，托洛茨基將斯大林的手段與希特勒的手段進行了比較，寫道斯大林是後者的學生。在評論二戰初期的協定時，托洛茨基提醒他的讀者，他曾經警告過“斯大林正在尋求與希特勒的諒解”。
盡管社會性質不同，蘇聯是墮落工人國家，德國是法西斯獨裁資本主義國家，但托洛茨基指出了他們的相似之處。法西斯主義當然是作為一種群眾運動發展起來的，它被用來粉碎意大利和德國的所有工人階級和民主組織。但法西斯黨上臺後不久，法西斯主義的群眾運動特性就被暴力的國家機器所取代。
智利的皮諾切特和印尼的蘇哈托等野蠻的軍事獨裁者用法西斯式手段粉碎工人階級組織——共產黨和社會黨、工會等。而今天在中國，中共對鬥爭中的工人和其他反對派施行同樣殘酷的鎮壓方法。而在新疆，針對維吾爾人的國家運動將滅絕他們的文化、語言和宗教的野蠻措施與殖民主義結合在一起。這就是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帝國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