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
經典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主義實行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但蘇聯解體之後，越來越多人開始懷疑這壹點。反對計劃經濟的人認為沒有必要把計劃和社會主義綁在壹起了，而堅持計劃經濟的人卻也找不到失敗的原因。“市場社會主義”越來越流行。
“社會主義已經試過了，布爾什維克革命七十年之後，歷史已經給了社會主義失敗的判決。”對於這壹被廣泛持有的觀點，所有那些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想稱自己為社會主義者的人，都有義務給予某種回應。本書就是我們的回應。然而，先辨明我們的觀點和西方左派中有的壹些觀點之間的差別，也許會是有益的。
或許大多數社會主義想要說的是，他們追求的那種社會主義制度和蘇聯模式是有顯著區別的。但這壹斷言的理由卻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首先，我們要區別社會民主主義者和那些我們稱之為“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的人。前者可能認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失敗與斯堪的納維亞模式的社會民主主義的未來的關系微乎其微。這也許是事實。在蘇聯社會主義出現危機的時期，碰巧社會民主主義思想遭到猛烈攻擊，在英國和美國尤甚，但並不限於這兩個國家。但是，有人認為，這種聯系就算不是巧合，也至少算不上邏輯上的必然：也就是說，哪怕蘇聯模式已經病入膏肓，也可以料想“政治鐘擺”在西方又擺回向社會民主主義。然而，我們後面將會談到，我們有理由質疑這壹觀點。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往往宣稱蘇聯集團的失敗不能說就對馬克思主義不利，因為蘇聯體制與其說是對馬克思理想的實現，不如說是背叛。社會民主主義者說蘇聯社會主義不是他們想要的那種社會主義，而這些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卻說蘇聯（也許是列寧之後的蘇聯）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者可能贊同蘇聯體制確實是馬克思主義的，但他們拒絕馬克思主義；而理想主義的馬克思主義者忠於他們的理論，宣稱理論尚未付諸實踐。
我們的觀點與上述二者不同。首先，我們認為社會民主主義賣空社會主義的歷史性理想；它是壹種對現代資本主義社會弊病不夠徹底的解決方案。與社會民主主義者相反，我們相信經典馬克思的徹底的社會改造方案很有價值。另壹方面，我們反對理想主義的觀點。這種觀點企圖以背離史實為代價，來保持社會主義理想的純潔性。我們認為，蘇聯型社會顯然是社會主義的。當然，它並不是馬克思和恩格斯，甚至是列寧的理想的實現，但在歷史上有哪個社會曾是某種理想在世間的化身呢？當我們把“社會主義”這壹術語當做壹個社會科學概念來使用，以其特殊的生產方式來辨別其特殊的社會形態的時候，我們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不是烏托邦。壹些人宣稱蘇聯體制不民主，因此就不是社會主義；或者更壹般地，把任何他們覺得應該有的特征都塞進社會主義的定義中。這種做法是非常不科學的。我們的觀點可以總結如下：
1，蘇聯的確是社會主義的。
2，這壹社會有許多不良和成問題的特征。
3，蘇聯社會的問題部分與布爾什維克開始建設社會主義時的極端困難的歷史環境相關，但這並不是全部原因：蘇聯犯了重大的政策錯誤（這在社會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都壹樣可能發生），此外，蘇聯社會主義的問題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自身的嚴重缺陷。
4，因此，蘇聯體制的失敗絕不是與馬克思的社會主義無關。我們必須認真地反思這些教訓，從失敗中汲取教訓。
5，盡管如此，與那些興高采烈地宣布馬克思主義已經全面潰敗了的人不同，我們相信另壹種類型的社會主義——顯然還是馬克思主義的，但是已經極大地被重新修訂了——是可能的。蘇聯是社會主義的，但其他形式的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也是可行的。
6，要維持這壹論斷，就當前所說的是不夠的，只有靠在細節上更加詳細地闡明那些社會主義者認為是合理的且可行的各種經濟體制以及政治體制才行。這正是我們試圖在本書中做的。
在導言中，我們會回答以下幾個問題：社會民主主義為什麽不行？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造成蘇聯社會弊病的錯誤政策和馬克思主義理論缺陷是什麽？我們宣稱社會主義復興是可能且有益的，這壹宣稱的理由是什麽？我們不能在這詳細回答這些宏大問題；我們的目的是勾勒答案的梗概，而之後的章節將充實這壹梗概。
1，為什麽社會民主主義是存在缺陷的？
社會民主主義傳統上壹直代表著“混合經濟”，它借助累進稅制和社會福利體制來減輕資本主義的不平等，它還代表議會民主和公民自由。他們最成功的時候，與資本不受約束的時期相比，工人階級的生活狀況的確成功地被改善了。在英國，國民醫療服務制度仍是這類改良的最持久的紀念碑。盡管如此，仍然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問題。
首先，資本主義經濟體制易於產生收入、財富和“生活機會”的嚴重不平等（第壹章有討論），而社會民主主義對這些不平等的影響甚微，而這些不平等在最近十年左右中實際上進壹步惡化了。只有在個人收入的分配方式上的徹底變革——比如在第二章中所提倡的那種——才真的有消除嚴重的不平等的希望。其次，“混合經濟”有兩個嚴重的問題。迄今為止存在過的混合經濟中，社會主義成分壹直是從屬於資本主義成分的。更確切地說，商品和工資形式仍然分別是組織生產和勞動報酬的主要形式。“社會主義”政策必須由從資本主義部門中取得的賦稅收入提供資金支持，這就意味著提高“福利”標準和“免費”分配基本服務的機會依賴於健康的資本主義部門和牢固的稅基。只有當資本主義部門迅猛發展之時，社會民主主義政府才能夠“履行諾言”。這樣，社會民主主義政府重塑社會階級結構的能力是受自身限制的：如果政府嘗試進行徹底的再分配的就會有摧毀資本主義這棵搖錢樹的危險，而這些政府最終是依賴於這棵搖錢樹的。
聯系前面提到的內容，如果混合經濟是資本主義成分和社會主義成分的混合的話，那麽認真對社會主義部門運行原則進行定義嘗試就太少了。這就使得整個混合經濟的思想在計劃經濟解體的世界背景下顯得非常脆弱。事實上，自由市場經濟的倡導者可以這樣批評：“如果計劃經濟正在其中心地帶受到排斥，那我們為啥要在西方忍受它呢？即便是作為體制的從屬性因素……”目前西方社會民主主義者沒有清楚地認識到計劃的、非商品的生產形式到底是什麽樣子。他們也不清楚如何衡量這種生產形式的效率。他們對於自己鐘愛的“混合”的辯護，不是模糊的道德說教，就是蒼白無力的辯解。
從這壹點看，我們嘗試定義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原則，可以說是為了提供在當代社會民主主義中明顯缺乏的社會主義綱領：甚至那些不同意我們所提倡的全面計劃經濟的人，也能夠在我們的論證中找到壹些價值，用以闡明混合經濟的社會主義的成分。
2，蘇聯在何種意義上是社會主義的？
在這裏，我們從經典的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出發。在馬克思看來，不同社會制度的最基本的區別特征是這壹制度從直接生產者手裏“榨取剩余產品”的方式。這裏需要做壹點解釋。在這壹理論中，“必要產品”是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自身所需要的產品。必要產品表現為工人及其家庭所需的消費品和消費性服務，以及維持社會生產資料正常運轉所需的在工廠、設備和其他方面的投資。“剩余產品”則是指社會產出中用於維持非生產性社會成員生活的部分（非生產型社會成員組成復雜，從無所事事的富人，到政治家，武裝部隊，以及退休勞動群眾等），加上為生產資料數量的增長而投資的部分。任何能夠供養非生產性社會成員，或者能制定生產資料增長計劃的社會，都必須有某種機制迫使或者引導直接生產者生產超過維持其自身生存所需的東西。按照馬克思主義理論，這壹機制的本質，是理解社會整體————不僅僅是“經濟”，還包括國家和政治的壹般形式——的鑰匙。我們斷言，蘇聯體制實施了壹種非常不同於資本主義的剩余產品榨取模式。我們需要陳述壹些歷史背景來讓讀者更好地理解。
先考慮壹下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在封建制度下，剩余產品的榨取是直白明確的。具體的形態多種多樣，但有壹種典型的方法是讓農民每周在自己的地裏工作幾天，而其余時間在地主的地裏勞動。或者，農民必須交出自己地裏的產品的壹部分給地主。如果這樣的社會要再生產自身，直接勞動者必須被束縛在某種形式的主從關系或者奴役之中；政治和法律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要是有這樣壹種宗教意識形態，它鼓吹世界上的每個人都已被分配了各自的地位，而且鼓吹安分守己便是德，並保證那些認真扮演了神分配給自己的角色的人將得到升入天堂的回報，那麽這樣的宗教意識形態會非常有利用價值。
而在資本主義下，剩余價值的榨取卻以工資合同的形式變得“不可見”了。契約雙方在法律上是平等的。因為每壹方都帶著自己的財產來到市場，進行自願的交易。工廠裏不會有鈴聲提醒工人相當於工人工資的勞動時間的結束和為雇主生產利潤的勞動時間的開始。雖然如此，工人的工資比他們生產的產品的價值要少得多：這就是馬克思的剝削理論的基礎。剝削率的高低取決於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各種形式的鬥爭：圍繞工資水平的鬥爭，圍繞生產速度和工作日的長度的鬥爭，以及關於決定生產給定量的工資品所需勞動時間的技術變革的鬥爭。
蘇聯社會主義，特別是斯大林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後期引入第壹個五年計劃之後，推行壹種新的非資本主義的剩余榨取模式。這壹點有些模糊不清，因為工人的工資依然以盧布支取，而計劃性產業中繼續使用貨幣作為賬目單位。然而，這些“貨幣”形式的社會內容已經徹底變了。在蘇維埃計劃之下，社會產品的必要份額和剩余份額的分配是政治決策的結果。中央計劃機構把大部分產品和勞動力直接分配給企業，而中央計劃機構始終會保證企業有足夠的錢來“支付”這些分配給他們的實物產品。如果壹個企業“虧”錢了，就必須給點“補貼”以保持資金平衡，這很容易。另壹方面，擁有貨幣本身並不能保證能夠買到實物產品。與前文相同，進入消費品生產的資源是由中央計劃機構分配的。即使某些工人獲得更高的盧布工資，他僅靠這個也什麽也得不到，因為消費者的消費不會對消費品的生產造成影響。漲工資只能意味著商店裏貨品更高的價格或者貨品短缺。在計劃者分別分配資源到重工業投資和消費品生產的時候，剩余生產的比率就固定下來了。
在計劃經濟中，必要產品和剩余產品的分配是社會有意識地調控的結果，而籠統地說，蘇聯這種向計劃經濟的轉換，也完全符合馬克思的期望。只不過馬克思設想的這壹“社會調控”政策的制定是徹底民主的，所以剩余產品的生產會在本質上成為合理的事。因為如果讓人民做出決定，把這麽多的共同勞動投入到凈投資和贍養非生產者中，那人民就會願意實施他們自己的決定。因為內外部的原因，蘇聯社會在推行計劃經濟的時候是遠遠算不上民主的。那麽，他們又是如何引誘或者強迫工人去實施計劃呢？（這壹計劃雖然應該是為了工人的利益而制定的，但的確不是工人們的決定。）
我們知道，這些計劃總體說來都實施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是重工業基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發展的時期。這壹基礎在成功抵抗納粹侵略的過程中受到了嚴苛的檢驗。我們也清楚斯大林時期的特點，這是壹種奇特的混合：壹方面是恐怖和強制勞動，另壹方面是真摯的向前進的激情。在壹個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榨取剩余產品如何實現？從這壹問題出發，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就似乎不僅僅是“畸形”，而是構成體制所必須的特征。斯大林：壹個富有感召力的領袖，雖然缺乏口才卻用決心和毅力彌補了這種不足，他既能激勵人民參加到建設蘇聯這壹前所未有的歷史事業中來，又能對那些沒有參與到這事業中的人（及他周圍的人）進行堅決徹底的冷酷清算。斯大林崇拜，包括它的民粹主義的方面和恐怖的方面，是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核心所在。
3，從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失敗中能學到些什麽？
蘇維埃社會主義的危機是由兩個原因造成的。壹方面，存在著對不民主的和極權主義的老式蘇維埃政治實踐的普遍厭惡，另壹方面，人們普遍認為蘇聯自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年代以來壹直運行的基本經濟機制已經過時，再繼續保留這些機制會使得（前）蘇聯人民生活水平停滯且長期缺乏消費品的狀況得不到改善。與發達資本主義經濟明顯持續的活力壹相比較，人民就越來越不能忍受這樣的狀況了。
這兩個問題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關聯的。隨著蘇聯從斯大林時期進入到勃列日涅夫時期，之前體制的恐怖與強制的缺點得到了改觀。然而，在蘇聯早期建設和抵抗法西斯的過程中廣泛激勵過蘇聯人民的向前進的激情，卻被腐蝕了。換句話說，（在計劃但不民主的制度中）支持蘇聯模式榨取剩余產品的兩個支柱都被侵蝕了。還應註意的是，斯大林並不反對把巨大的工資差別作為刺激人民奮力勞動的手段，而勃列日涅夫邁向了更加平均主義的政策。社會主義者當然可以為平均主義歡呼，但要是利己主義的金錢刺激被削弱了，社會就需要采用其他類型的激勵方式——比如用共同奮鬥的民主參與意識來激勵。而就算不以更高的報酬作為好好工作的回報，那總得以發展和晉升機會作為回報（至少表面上是有回報的）。在勃涅日列夫時期腐敗和憤世嫉俗的政治文化之下，這些激勵方式是完全不可以選擇采用的。因此人民對工作越來越漠不關心。前壹代人還懂得社會主義是壹種高尚的理想——在蘇聯實現得不完美，甚至可能被嚴重地歪曲了，但仍然是值得擁護的——而在勃涅日列夫時期成長起來的壹整代人卻把蘇聯和社會主義簡單地等同起來，就像這壹制度自己宣傳的那樣：如果他們憎恨蘇聯體制，那他們就是憎恨社會主義。 分析到此，似乎導向了有點模棱兩可的結論。我們強調蘇聯的問題在於不民主的計劃體制，似乎在暗示深入的民主改革就足以讓蘇聯社會和經濟起死回生。換句話說，如果用民主的計劃取代不民主的計劃，人民就會熱情地支持的經濟現代化，而這壹現代化仍然是在計劃的非資本主義制度的大框架之內的。當然，這種觀點現在已經被近期俄國歷史的殘酷事實所證偽：蘇聯改革並沒有在達到政策“透明化”以後就停下來了，甚至在經濟改革之後仍未停止，而是繼續往前，顯然無情地走向了舊的計劃經濟體系的完全毀滅，以及向市場經濟的過渡。
對這段歷史的各種解釋都是可能的。有壹種單純反社會主義的觀點，在這種觀點看來，中央計劃經濟和全民所有制天生就不如市場經濟。政治意識形態高壓壹消失，可以自由選擇的人們會不假思索地選擇市場。民主不可避免地導致對社會主義經濟體制的拒絕。換言之，壹種高效率的富有創造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從大多數勞動者的利益的立場上來看至少）也是優於資本主義的。但是如果這是事實，那我們如何解釋社會主義經濟體制在蘇聯和其他地方被擯棄的現狀呢？有兩點至關重要。首先，正如我們已經特別指出過的，社會主義對於許多人來說，不過就是勃列日涅夫體制而已。這是他們不斷被灌輸的觀念，而他們也沒有什麽理由懷疑這壹點。只有依賴於社會主義創始者們的經典觀點、建議和理想，人們才有可能認為另壹種非常不同的社會主義可能實現且值得實現，而人民卻只能從華而不實的官方禦用文人那裏了解到經典理論，他們當然不可能接納這種觀點。其次，毋庸置疑的是，蘇聯實行舊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經濟停滯並不能簡單認為是缺乏民主參與的結果。這壹體制有許多經濟問題；但我們認為，這些問題並不是社會主義計劃本身所固有的。
那麽，我們的觀點是，總體上，徹底的民主化加上計劃經濟的實質性改革可能已經為蘇聯社會主義的復蘇創造了機會。然而不幸的是，在灰暗年代中效率低下且專制蠻橫的行政方式，在意識形態上又為僵化的官方馬克思主義所鞏固，這壹切似乎已經排除了將此（民主化和改革）作為當前實際政治選擇的可能性。某些蘇聯人民可能會覺得這種新思想很吸引人，但太多蘇聯人已經準備要求與共產主義的過去徹底決裂了。
4，新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是什麽？
後蘇聯社會主義的首要基礎必須是徹底的民主和高效的計劃。現在我們已經清楚了，民主成分既不是奢侈品，也不是某種在形勢特別順利之前可以推遲的東西。就像我們在上面所論證的那樣，沒有民主，社會主義社會的領導者為了保證剩余產品的生產，就被迫推行政治高壓。而如果政治高壓減弱，社會就會趨於停滯。同時，沒有各種意見的公開討論，高效的計劃機制也是不太可能形成的。在近些年來，蘇聯共產主義者未能拿出切實可行的社會主義改革提案，這顯示出體制推崇服從與遵守所產生的惡劣影響。資本主義社會可以在政治專制之下實現經濟發展，因為即使在這種專制統治下，私有經濟活動的領域也是相對不受約束的，正常的競爭過程仍然起作用，而對工人階級組織的鎮壓還可以允許高剝削率。社會主義沒有這種鎮壓性國家和“自由”經濟的分離；如果意識形態“正確性”準則支配了經理的晉升，甚至主導了對經濟理論的討論，那長遠看來增長和效率的前景的確是黯淡的。
我們不得不說在蘇聯的例子中所出現的在民主制度和高效的計劃機制的方面出現的問題，反映了經典馬克思主義的某種缺陷。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他們對資本主義批判否定要大於他們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積極理論設想。而關於民主機構，布爾什維克最初抓住工兵代表蘇維埃不放，偏愛這壹形式。雖然在戰術上，這可能很高明，但我們認為蘇維埃有內在的不足而且實際上很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在別處尋找社會主義民主憲法的原則。至於計劃機制，馬克思和恩格斯有壹些有意思的建議，但這些建議都是壹些比較模糊的概述。蘇維埃計劃者臨時創制出他們自己的體制，這壹體制服務於它所在時代的壹定的目的，但計劃者對社會主義經濟機制的理論發展卻受到他們自身理解的限制。為確保馬克思主義教條的正統性，他們排斥、甚至公開批判任何似乎受了“資產階級的”汙染的理論方法，比如邊際分析，因為它看來似乎汙染了“資產階級”內涵。西方馬克思主義者認為這種傾向是基於壹種對馬克思的誤讀。很有可能是這樣，但事實是馬克思並未試圖盡可能詳細地說明計劃經濟的運作原則，而這就使得對他的誤讀變為可能。除非我們能在細節上合理地闡明這些原則，否則社會主義作為壹種經濟制度就無論如何都不會再有任何可信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