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習近平計劃在黨大會中完成他成為中國終身統治者的加冕儀式。中共的黨大會只是個橡皮圖章，並不是一個進行辯論和民主投票的政治會議。這次大會和中共內部正在進行的權力鬥爭或將迫使習近平做出一些妥協，這會是他首要的任務。習近平政權的每一個政策和行動，都在某種程度上與他鞏固從“一黨專政”過渡到“一人專政”的過程有關。
這個過程的結果並非個人心理或野心所致（至少不是主要因素），而是隨著全球和中國資本主義危機的加深、國內不斷緊張的社會情勢，以及以新冷戰為表現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有協調的經濟和外交攻勢爆發，中共極權國家機器內部不斷積累的極端矛盾。一般來說，歷史上的一人獨裁政權都代表著深重危機的出現。
這也就是中國今天的處境。習近平的統治已經進入了一個多重危機疊加的階段。事實上，他的政權在采取行動“解決”現有危機的同時也引發了新的危機——從香港和臺灣，到人口危機，再到債務危機。債務危機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盡管進行了近6年的經濟“去杠桿化”，但債務仍然像病毒一樣在經濟中蔓延。當監管機構對債務問題的註意力從一個經濟部門轉移到另一個部門時，任何原本暫時下降的債務水平都會反彈。
日本病？
中國人口危機對從消費到債務水平再到養老金和養老的方方面面，都造成極其嚴重的負面影響。中國人口恐怕已經達到頂峰並開始下降，來得比大部分預測提早10年。中國在躋身高收入國家行列之前，就出現“未富先老”噩夢，似乎越來越有可能。
十年一度人口普查在5月份公布，但當中各數字之間根本自相矛盾。人口普查結果也被推遲了一個月才公布，令人懷疑數據遭到篡改。和談到其他所有政策時一樣，政府機關和媒體只能報導各種“勝利”。“中國與全球化智庫”（一個親中共的智庫）的黃文政認為，中國人口危機、出生率的急劇下降、勞動力萎縮和人口結構迅速老齡化“可能會給這個國家帶來災難性的影響”。
中國迫在眉睫的潛在危機已經充斥著“日本病”特征：經濟放緩和“人口增長停滯”相結合，恐將延後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經濟體的時間，甚至讓中國超過美國成為永遠不可能實現的事。以美元計算，中國的GDP目前約為美國的75%。日本在1990年達到了類似水平，但隨後陷入經濟危機、長期停滯和“失去的數十年”。今天的美國經濟規模已經比日本大四倍。
中國人口危機顯示，盡管社會普遍誤以為中共有能力提前計劃，中共其實沒有這個能力。為什麽沒有更早地實施新政策？這可謂習近平的另一大挫敗，更加劇中共內部權力鬥爭，部分反映出對習近平統治下的“政策轉向”甚至政策癱瘓的焦慮。4月，作為國家央行，中國人民銀行極反常地介入此事，發布了一份有關人口轉型的報告，敦促徹底改變人口政策。這種公開批評標誌著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人行因其經濟作用而享有稍大一點的自由度，而其他國家機關只能保持沈默。人行該篇報告指責政府的“觀望態度”，並警告說“如果沒人想要更多的孩子，放寬政策就沒什麽用了。”許多評論員認為人行這個特殊的部門已經成為脫韁之馬，現在采取措施加緊對它的控製也沒有任何用。
人口普查報告，以及可能存在的未公開、甚至更令人震驚的調查結果，顯然已促使政府采取行動。但中共政權最近的一系列人口政策帶來恐慌。5月政府頒布了新的三胎政策，隨後在7月出臺了一項更明確的措施，取消了自1980年以來實施的對計劃外生育（“超生”）的所有罰款。但是，政府宣布三胎政策時，公眾壓倒性地懷疑這個政策，甚至是對此很憤怒——規定的改變並沒有解決真正的問題。《新華社》的一項民調顯示，93%的受訪者完全不考慮生育第三胎。該民調在數個小時內被移除。網上的一條評論總結了當時的流行情緒：“政府覺得我不買勞斯萊斯，是因為限購嗎？ ”
帶有負面影響的“勝利”
在中國走向資本主義的40年裏，中共獨裁政權被普遍（尤其是外國資本家及其機構）認定是可靠的經濟與政治管理者。是的，獨裁政府牢牢掌控所有媒體、銀行、關鍵經濟部門和世界上最大的官僚警察機器，不受被中共操弄的法律體系約束，可以做許多其他較“輕度”資本主義國家無法做的事情。但他們也會失敗，有時是遭遇災難性的失敗。一方面，這是因為中共政權經常被自己的審查製度、來自地方政府的虛假和誇大的統計數據，以及下級官員害怕說真話會招致習帝不滿等因素所蒙蔽。中央政府的政策往往被在保護自身利益方面非常老道的地方政府沖淡或阻撓。
這就是新冠肺炎如何在武漢開始並嚴重爆發，然後在中央政府作決定之前蔓延到海外的原因。所有這些因素似乎也讓人口危機演變到現在政府補救恐為時已晚的地步。這將需要國家進行大規模幹預，以降低房價、提高工資和工人的福利保障、結束在職場和社會上對女性的歧視、將醫療支出至少提高到全球平均水平（目前僅全球平均的一半水平）並取消所有中等、高等教育階段的教育費用。若要實現這些政策，我們需要革命性的反資本主義變革，而這只有有組織的工人階級運動可發揮這樣的作用、完成這一任務。中共政權若要實施這些政策，第一步就會丟掉權力，所以它沒有能力采取這樣的政策。
中共在香港沒有退路
習近平通過強硬的民族主義鎮壓將越來越多的權力集中在自己手中，而其統治越來越在自身宣傳製造的假象中深陷迷朧。其的政策往往使現有危機加倍嚴重並製造新的危機，將社會緊張情勢推到極端。習近平政權在新冷戰中的失誤，例如對現已崩潰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的過度自信（這促進了拜登對歐洲的拉攏），令中共的反習派抱怨鄧小平的“韜光養晦”外交路線被拋棄。
香港是另一明顯的案例。習近平的鎮壓、在2014年突然取消允許實行一人一票真普選的早前“承諾”，以及當年雨傘革命結束後的白色恐怖，極大地觸發社會緊張局勢，隨後因最終導致了2019年的社會爆發——逃犯條例修訂不過為次要問題。習近平的政策掀起了一陣風暴。
從此，由於習近平的字典裏沒有“退路”二字，他唯一的出路就是全面直接控製香港，消除香港與大陸的區別。習近平還利用對於香港的全面控製，虛張聲勢表現其政權擁有無上權力，不像冷戰中美國領導的陣營“虛張聲勢”那樣陷入癱瘓。
當然，在香港的戰鬥雙方力量差異懸殊，北京幾乎掌握著所有的底牌。在中美資本主義之間日益激烈的全球競爭中，這並不是衡量力量對比的可靠指標——如果習近平政權相信自己處於絕對優勢，他只會犯更多的戰略錯誤。在臺灣和南海，美國的反擊將更加猛烈，並將建立一個更強大的軍事和外交聯盟網絡，以保護其在亞太地區的帝國主義利益。
就內宣而言，香港作為宣傳習近平這個強人的“勝利”，就算不是典型案例，但也具有重要意義。但這需要付出代價。對香港的鎮壓極大地令北京對臺灣問題的立場更為棘手。兩岸沖突通過談判解決的可能性從來就不高，現在則更是幾乎不存在。
香港的出逃移民潮
此外，即使在香港，負面影響也可能會在一定時間後顯現。中國古代軍事家孫子勸告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大凡用兵的原則，使敵人舉國屈服，不戰而降是上策，擊破敵國就次一等）。”但習近平和他在香港新上任的頑固手下們已經開始大肆逮捕、頒布禁令、清洗反對派與進行恐嚇。他們現在甚至查禁兒童讀物。中共這樣做是在“毀掉”這座城市，並導致成千上萬的人移民海外或正計劃移民。在撰寫本文時，每天約有千名港人出逃——這還是在許多疫情旅行相關限製取消之前。
跨國公司不再指望香港作為其亞洲總部的基地，尤其是因為香港在華盛頓的命令下遭踢出“經濟自由度指數”排名。隨著外資陸續撤出香港，中國大陸的資本和企業將填補這一真空。習近平最近打壓中資企業（特別是科技企業）、阻礙他們在美國上市的計劃的副作用之一，也使得他們需要依賴香港。
但作為中國金融中心的未來顯然不同於作為全球金融中心。香港未來將更多與上海和深圳競爭，而非與紐約、倫敦甚至新加坡作競爭。這個過程不會在一夜之間發生，但過去一年的事件使香港即使在金融意義上的長期“大陸化”也成為必然。因此，“亞洲國際都會”的命運將成為新冷戰時代去全球化的縮影。
毛澤東時代的教訓
香港的全球金融地位本可作為服務於中共政權的有用工具，以規避並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西方的反華保護主義和遏製政策。這是香港在過去擔當的傳統角色。即使是毛澤東的非資本主義政權也允許英國人繼續控製香港，因為讓英國殖民者留在那裏是“有用的”——如果他們願意奪取香港，中共本可以在24小時內占領香港。這就是為什麽香港毛派在1967年反英抗暴，最後卻被北京出賣。這段歷史顯示了習近平政權與之前歷屆中央政府在外交靈活性和“務實”方面的鮮明差別。
在新冷戰爆發前，中共所謂的超級經濟大國形象給貪婪的外國政府和資本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湧向中國，抓住一切機會與中共高層官員打交道。中國對新冠疫情的迅速抑製（相對於西方資本主義政府的災難性反應）暫時突出了中共製度的“優越性”，這當然也是習近平宣傳的主題。但是，中國現在激增的多重危機的數量，令人懷疑中共政權是否真的有作出過計劃。
人口危機：獨生子女政策和資本主義復辟的遺產
從2010年到2020年的十年間，中國勞動力減少了4500萬，未來五年將再減少3500萬勞動力。
中國政府的一個研究小組預計，到2050年，中國老年人將占總人口的1/3。
根據2019年的政府報告，中國的養老金將在2035年結余耗盡。在幾乎半數省份，這個金融危機已經來臨。
日本和美國等其他經濟體也面臨人口老齡化，但與這些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比，中國的福利和養老金水平根本微不足道。
1979年至2015年中共政權的一孩政策極大地加劇了中國的人口危機。值得強調的是，這一政策持續了1/3個世紀，恰逢中國資本主義復辟的時期，大部分時間已經沒有了“計劃經濟”。長期執行如此苛刻的政策導致社會態度和家庭結構發生深遠變化，但主要還是經濟因素驅使這一變化：在資本主義的中國，養育孩子成本極其高昂。
此外，一孩政策造成女性明顯比男性少——中國的男性比女性多出4000萬。由於重男輕女和性別歧視的思想（但主要還是由於經濟壓力），社會上普遍更想要生兒子而非女兒。在一孩政策下，選擇性別的墮胎變得普遍。育齡婦女的減少是導致生育率下降的另一個因素。
政府正在逐步將男女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由於退休的祖父母是絕大多數家庭照護兒童的主力，這可能會抵消其刺激生育的努力。中國缺乏可負擔的公共服務，包括托兒服務。根據復旦大學的一項研究，父母退休後夫婦生孩子的可能性會增加44%-61%。
去年（2020年）全國的出生人口為1200萬，低於2019年的1460萬。這遠低於過去20年每年1630萬的平均水平，僅是1980-1990年代實施一胎政策時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