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 寫於不同歷史時期 整理於二零二一年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商業活動的本質以及商業資本家對商業工人的剝削商業是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產物
在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社會裏，商人用低於價值的價格購進商品，而用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這就有了利潤。因此，當初兩個經濟發展水平多少相似的民族間，商業是不能有所發展的。因為在這兩種情況下，兩國都很了解生產這些商品大概所需的必要勞動時間。買賣雙方都不會做很不利於自己的貿易。[1]只有在日常用品或必需原料突然缺乏這種特殊情況下，才能在商業中獲取巨額利潤。
反之，和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民族進行貿易，那是獲取巨大利潤的理想條件。在那些國家裏，可以廉價收購原料和食物（金屬、木材、小麥、魚、酒），並以高於價值的價格出售手工制成品（陶器、金屬用具、裝飾品、紡織品，等等）。商業之所以早在金屬革命時期及人類文明的初期就已繁榮發展，其根源就在於各民族經濟的發展不平衡。[2]
“各個鄰近的社會或能夠互相來往的社會，具有不同的、多種多樣的資源，這是壹切貿易來往的永恒的條件……不管史前史專家們在研究和認識我們祖先追溯到多遠的上古時代，這種條件在地球上也是到處存在的（1）。”
事實經驗完全證實了這種論點。經驗首先證實的壹點是：在任何原始社會裏，貿易出現的形式是從壹個較先進的社會裏來的外國商人。埃及資料中提到的第壹批商人是外國人（2）。在古典時期希臘的年青城市裏，首先出現的也是外國商人（3）。伊朗古聖經“阿維斯塔”（Avesta）的最早的經文中，商人就是把奢侈品賣給國王和貴族的外國人（4）。印度文化最古老的文字資料“裏格 維達”（Rig-Veda）中，商人就是結成商隊旅行的外國人（帕尼[Pani]）（5）。羅馬的第壹批商人是希臘式的外國人（6）。拜占廷的大商業最初是掌握在敘利亞人、猶太人和東方人手裏的（7）。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陰陽教徒（Zoroastriens）（8）。敘利亞人和猶太人也是中世紀初期西歐的最早的商人（9），而同壹時期，朝鮮人首先把商業引進日本（10）。中國從唐朝到明朝，掌握整個對外貿易的是外國人，首先是印度人和伊斯蘭教徒。德國商人在斯堪的納維亞處於優勢地位，猶太商人在波蘭、匈牙利和羅馬尼亞處於優勢地位，亞美尼亞商人在亞洲土耳其帝國、阿拉伯商人在東非、中國商人在東南亞也處於優勢地位，這種情況使大商業的初創階級延續了好幾個世紀。
另壹方面，經驗還指出：壹旦壹個民族掌握了小商品社會相對簡單的手工業技術後，根據經濟發展不平衡的規律，商業的流向很快就會倒轉過來。由於小商品社會沒有很貴的工業設備，所以技術和技術人員的轉移是相當容易的。大陸希臘的第壹批商人是來自小亞細亞的外國商人。但是不久希臘殖民地就壟斷了小亞細亞的貿易，壹直到希臘文化時期[3]，小亞細亞又超過了希臘。伊斯蘭帝國最早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猶太人和波斯人；但不久阿拉伯商人就在歐洲、中東和波斯的貿易中起首要作用了。在公元五世紀時，印度商人控制了阿拉伯海貿易；幾世紀後，阿拉伯商人反而控制了印度的貿易（11）;到十七世紀莫臥兒帝國時，印度和波斯商人又把阿拉伯商人趕出去了，中世紀初期，拜占廷的猶太人和敘利亞人壟斷了意大利的大商業；壹到十壹世紀，威尼斯和熱那亞人反而在拜占廷取得了優勢地位。
整個羅馬帝國史就充滿了這種急劇的轉變。公元前第二、第壹世紀，羅馬帝國征服小亞細亞，貿易跟蹤而來，破壞了小亞細亞從亞歷山大時期以來的經濟優勢。但是，早在公元壹世紀，羅馬人的貿易已撤往高盧，把東方讓給新興的敘利亞商人階層。到二世紀，高盧人也在貿易上打退了羅馬人，並和敘利亞人在整個羅馬帝國分享經濟上的優勢（12）剩余價值的生產及實現
在資本主義前期的生產方式中，商業資本是資本的主要形式。商業資本體現了新興的貨幣經濟，這種貨幣經濟是從主要以生產使用價值為基礎的經濟中誕生的。商業資本是以帶有冒險性的雙重形式出現的：國際間的大商業和地方上的小商販。隨著小商品生產越來越發展，生產者就自己到市場上去出售商品。只有這種正常的商品流通以外，才有以貿易為職業的可能性。
但是，生產和貿易相結合會產生很多技術問題，這些問題大部分是無法解決的。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的手工業者，不得不在旅行期間停止生產活動。因此，在小商品社會裏，集市壹般總是在節日進行的。雷蒙·弗爾斯在和馬來亞漁民談話時，發現他們打漁的日子總是不管買賣的。只是他們因故不去打漁時，他們才“買進魚來以便重新出賣（13）”。為了便於小商品生產者趕集，剎蒂印第安人“慣於對凡是需要的人都供給飲食、床位和火把，甚至對外國人也這樣。主人並不希望人家付他錢，但是將來壹旦他自己也需要時，他就可以請人家也同樣接待他（14）”。只有產地和市場的距離不太遠，這種習慣才有效用。如果距離遠了，對生產者來說，自己把產品拿到市場上去，就會花費太大。中世紀時紐倫堡的手工業者把他們的商品壹直拿到法蘭克福集市上去；但是，如果是更遠壹些的地方，他們就把產品交給專職商人（15）。
因此，專職商業是作為勞動分工的結果而出現的，生產者從而免得為了直接出售其產品中斷生產而受損失（16）。十九世紀前半世紀弗朗德勒麻織工人不得不自己到鄰近的壹些市場上去壹點壹點的買進原料，也不得不在這些市場上壹匹壹匹地出賣麻布。雅克敏教授曾計算過這些麻織工人的損失，他估計要占他們低微收入的五分之壹（17）。
阿希頓教授研究了十八世紀英國紡織工業的情況後，得出了還要更明確的結論：
“[紡織]工人必須自己去尋找並搬運[他所需要的產品]……北方的道路上，經常可以看到大群的織布工人，背上背著幾包棉紗，或者腋下挾著沈重的布匹。要趕的路程常常相當於壹個人壹天所能走的路程……還有人肯定說：英格蘭中部地方的制帽業裏，為了取得定單和材料、為了運輸成品、為了領取工資，竟至每周要花兩天半時間（18）。”
索耳·得克斯教授觀察了壹個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社會，認為生產者在計算（按照這個詞的本義）直接把他們的商品出賣給可能有的雇主要損失多少勞動；如果確實能節約勞動時間（如果在為出售商品而損失的時間裏進行生產所得的利益，比商人的利潤更高），他們就寧願賣給商人。
“在帕納哈歇耳地方，商人們到農家去買蔥，討價還價。甚至收割前就去了。農民盤算著，如果他把蔥收割了，自己拿到市場上去整批或零售，有否可能獲得更好的價錢。他這樣做，就是在那裏計算時間的價值（19）。”
當工業資本取代獨立小生產者，當商業資本取代舊式商人的時候，就發生同樣的問題。商品壹旦生產出來，工業資本家就已經占有了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但是這種剩余價值是在特殊的形式下存在的；它還凝結在商品裏，而且正如工業家墊支的資本凝結在商品裏壹樣。只要資本和剩余價值還保持著這種存在形式，資本家就既不能收回資本，也不能取得剩余價值。他必須把資本和剩余價值變成貨幣。實現剩余價值，就是出售生產出來的商品。然而工業家並非為確定的顧主生產的（除非是為“最後的消費者”制造定貨），他是為不確定的市場而生產的。
因此每當壹個生產周期結束，工業家就必須停止工廠的勞動，出售商品，收回費用，至此才能恢復生產。商人收購工業家的產品，使之不必操心去直接找到消費者。工業家為了把商品壹直送到消費者那裏而不得不中斷生產，因之而引起的費用及損失，由於商人收購了商品，就都避免了。這可以說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資本貨幣，使工業家得以不間斷地繼續生產。
但是，商人向工業家墊支了必要的資金，使工業家能收回資本並實現剩余價值之後，他們自己也必須很快地把這樣買來的商品賣出去，以便盡快再做買賣。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日益發展，隨著商品生產日益普遍化，城鎮裏經營批發或零售業務的商行，也越來越密集了。中世紀時奢侈品貿易擴張的特征是行商變成坐商（20），同樣，工業資本主義初期，日用必需品貿易擴張的特征也是小行販變成村鎮裏的固定的零售商（21）。[4]
中世紀時，經營行銷本地市場的產品的商業，是沒有批發和零售之分的。批發商常常完全不存在。有了服飾用品商人，才有了專業零售商。1292年，全法國只有七十名這類商人，1570年二百名，1642年二千八百名（23）。到商業革命後，由於大殖民公司只做批發貿易，奢侈品的批發才和零售業分離。
工業資本家不僅要實現其剩余價值，還要使剩余價值資本化，還要把他未消耗掉的（為滿足自己的需要而非生產性地消耗）那部分剩余價值變成機器，變成原料和工資。因此剩余價值的資本化也要求商品流通，在商品流通中，工業家似乎不是出賣者，而是買主了。作為買主，盡量縮短機器和原料的流通時間，盡量縮短定貨和交貨之間的等待時間，也是有利的。因此商業資本對工業家有雙重好外：縮短工業家自產商品的流通時間，以及縮短工業家所要買的商品的流通時間。
剩余價值的年額和利潤的年率
小手工業者如果自己去售賣勞動的產品，就有可能受到等待及停工的損失。他免受這種損失，就是得到好處，即使把他這種好處的壹部分讓給商人，仍然是有利的。對於工業資本家來說，除了他的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外，就談不上什麽別的好處。縮短工業資本家買進賣出的商品的流通時間，能不能增加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呢？
工業資本，從其流通的角度來看，包括兩個部分。壹部分資本叫做固定資本，就是廠房和機器，這些廠房和機器要經過相當長時期，經過許多生產周期後，才能更換。工業家壹次墊支的這部分資本的價值是逐漸收回的——折舊。每壹生產周期結束，當生產的商品售出後，只收回固定資本的壹小部分。收回全部固定資本所需的時間叫做固定資本周轉期，它包括許多生產周期。
流動資本就不然。流動資本包括不變資本中原料和輔助產品這壹部分，它還包括可變資本，即資本家墊支的工資。流動資本需在每壹生產周期之初墊支。但是，這個周期中生產的商品壹經售出，資本家就收回了這部分流動資本，又能開始另壹個生產周期了。流動資本周轉期因此包括商品的壹個生產周期和這些商品的流通時期。大大縮短商品的流通時間就意味著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因此在壹定的時間內（例如在壹年內），就能有更多的生產周期。
假設壹家織布工廠，流動資本的每壹個周轉期是兩個月，其中壹個月用於生產壹定數量的棉布，另壹個月用於出售這些棉布及再買另壹批原料。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周轉六次。如果把出售棉布和購買新原料的時間從壹個月縮短到壹星期，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縮短到五點三星期，那末每年流動資本就不是周轉六次，而是十次了。
既然每壹生產周期能帶來同樣的剩余價值量（如果資本和剩余價值率不變），那麽，增加壹年內連續不斷的生產周期數，就是增加每年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總量。因此，縮短商品流通時間，不僅是更快的實現剩余價值，而且也是增加剩余價值量。
“企業的資本貨幣周轉越快，它的收益率（年利潤率）也就越高（24）。”
從商品價值的角度看，流動資本周轉期縮短後，商品價值是沒有任何變化的。只要商品生產周期不變，商品價值也不變。但是資本的利潤就不是這樣。利潤率不是按生產周期計算，而是按財務年度計算的。假設資本家的工廠設備價值十億法郎，每壹生產周期折舊其中的1%。再假設每次生產周期他要墊支二千萬資本，其中壹千萬買原料，另壹千萬付工人工資。如果剩余價值率是100%，那麽每壹生產周期的產值如下：
2000萬c+1000萬v+1000萬pl.=4000萬
因此，經過六個月生產周期後，年產值就是二億四千萬。但是，資本家在計算年利潤率時，不是把利潤同營業額相比，而是同實際支出的資本相比。實際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的6%，即六千萬，加上流動資本二千萬，共八千萬。由於每壹生產周期為他帶來壹千萬利潤，所以他的年利潤率是，即75%。現在，如果每年的生產周期數從六提高到十，那麽每年支出的資本是固定資本1000萬×10=1億。因此年利潤率就是，即83.3%，比原來的75%有所提高了。所以縮短商品流動時間能提高年利潤率。
為了盡量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除了商業網以外，還要有密集的公路網、運河網和鐵道網。資本家不但追求剩余價值，而且還念念不忘地想盡量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縮短流動資本的周轉期就能使流動資本不斷地變成固定資本，能降低前者對後者的比例。縮短流動資本周轉期還是產業革命的要素（26）。
商業資本和商業利潤
極端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對於工業企業家來說，這是主要利益所在。所以他把大部分屬於分配範圍的業務（運輸、堆存、出售、產地、采購、廣告等），委托給專業資本——商業資本去做。但是，投入分配範圍的資本必須能獲得同投入工業的總資本壹樣的利潤率，這種資本的專業化才能實現。由於商業單位需要的開辦資金比大工業企業所需的少，所以分配部門資金投入或抽出等變動要比生產部門容易得多。如果商業利潤率高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流向商業，從而因競爭加劇而使利潤率下降。如果商業利潤率低於工業利潤率，就會引起資本從分配部門流向生產部門，引起工業競爭加劇及工業利潤率相應下降。
因此，商業資本雖然參與剩余價值的總分配，它本身卻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始終是全部來自商品的生產，都只是生產過程中無償勞動在這些商品中的體現。商業資本雖然本身不生產剩余價值，卻和工業資本平等地分配剩余價值總額，因為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幫助工業家增加剩余價值量和提高年剩余價值率。這壹點適用於商業資本的每壹個部門：批發商、小批發商和零售商。因此，商業利潤和工業利潤壹樣，是同投入（商業）的資本額成比例的。由於利潤率均分的作用，商業利潤在剩余價值總量中所占的份額，相等於帶來這些利潤的資本（即商業資本）在社會資本總額中所占的份額。
假設壹個國家的總產值是九千億，其中的八千億是由勞動力所保存的資本（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壹千億是勞動力所生產的剩余價值。又假設商業資本是二千億，其中壹千億是批發商業的資本，四百億是小批發商業的資本，六百億是零售商業的資本。平均利潤率是100/1000，即10%。
工業家把生產出來的商品賣給大批發商，總值八千八百億，平均利潤率是10%。大批發商又把這些商品賣給小批發商，總值八千九百億，獲利壹百億，等於他們壹千億資本的10%。小批發商再把這些商品賣給零售商，總值作八千九百四十億，獲利四十億，等於他們四百億資本的10%。最後，零售商把這些商品賣給消費者，總值九千億，獲利六十億法郎，等於他們六百億資本的10%。經過這樣幾次輾轉出售，商品售價恰好等於商品價值：九千億法郎。商品流通過程中沒有創造任何新價值。每種資本都獲得同樣平均的10%利潤。
也許有人會說：如果沒有商業資本插手，工業資本的利潤率就會更高，恰好是12.5%。這些人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剩余價值的總量就到不了壹千億。不然他們就忘掉了：如果沒有商業資本縮短商品流通時間，那麽在前壹生產周期的商品還沒有售出之前，隨著生產的不間斷進行，工業資本陸續投入生產的資本貨幣，就得更多。這樣兩種情況的結果是壹樣的。所以，歸根結底，在聯合經營中工業資本和商業資本誰也不吃虧。
商業的各個部門間及商業和工業之間，這種絕對相等的利潤率，在實際生活中當然是不存在的。商業利潤變化較多，而且主要決定於工業周期的具體階段。在經濟復蘇和繁榮時期，物價迅速上漲，存貨暢銷，求過於供，商人比工業獲得更高的利潤。在這種時候，商人人數迅速增加。由於商業需要的不變資本遠遠低於工業所需要的，因而會出現許多小資本家，也來在這種普遍興旺的時期裏，試試他們的運氣。1945年後的西歐就出現過這種現象，西德1948年夏季貨幣改革後也有這種現象。但是壹般的說，商業利潤率不能長期脫離平均利潤率。否則，工業家會更多的設立直接銷售給公眾的營業機構。
反之，在危機和蕭條時期及其前夕，銷路呆滯，商人首當其沖。他們的儲備金比大工業家少，取得銀行貸款又比工業家難，因此不得不按任何價格出售其存貨，就是說虧本出售。商業利潤率和工業利潤率的均分，最終就是這樣通過形勢的變化而進行的。
商業資本和投入分配的勞動力
初看起來，似乎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的變化是相同的。大商人創辦壹家企業，首先投入壹定量的貨幣資本，作為固定資本（如商店、倉庫、堆棧等建築物）和流動資本（存貨和職工薪金）。甚至還能談談他的資本的“有機構成”，因為同工業家的資本壹樣，商人的固定資本的周轉期和流通資本的周轉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表面上的類似之處也僅此而已。事實上，商人的“可變資本”——購買從事分配的勞動力所需的資本——是根本不變的，因為它不生產任何新價值，不生產任何剩余價值。商業資本家所購買的勞動力只不過使商業資本家能夠參加產業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分配而已。
從生產新價值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以及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來區分的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的概念，這兩種概念不應當混淆。工人在生產達姆彈、鴉片或黃色小說時，是創造新價值的，因為這些商品，既然市場上有買主，就有使用價值，而使用價值又使之能實現其交換價值。但是從人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這些工人的勞動是絕對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從事商業的職工在大百貨商店裏記載商品的進出，讓消費者有可能在同類商品的不同品種間進行選擇，他們提供的這種勞動，從社會壹般利益的角度看，是有益的勞動，是生產勞動，雖然他們並未創造什麽新價值。
然而要在生產新價值的勞動和不生產新價值的勞動之間，劃壹條分界線是相當困難的。壹般地可以這樣說：凡創造、改變或保存使用價值的勞動，或為實現使用價值而在技術上不可或缺的勞動，都是生產勞動，就是說都是使其交換價值得以增漲的。可以歸入這類勞動的，不但有真正的工業生產勞動，而且還有儲存、調度、運輸等工作，沒有這些工作，使用價值就不能利用。[5]
由於投機、銷路不暢、競爭或商人的估計錯誤而儲存在商人倉庫裏的存貨，那當然不是這樣。這種情況下，商品不僅不增漲價值，甚至還損失價值，因為在儲存的過程中常常有損耗的（真正的損耗或精神上的損耗）。大部分商品的商業包裝也不增加什麽價值。包裝是商品分配中的零星開支，包括在商業資本所墊支的資金內，商業資本希望通過這些資金而獲得平均利潤。但是盛液體（牛奶、糖漿、罐頭水果、其他各式罐頭食品）的容器卻不是這樣。沒有容器，這些商品就不能到消費者的手裏。這又是實現商品使用價值所不可避免的費用，因此這些費用應當加在商品的價值上，加在商品的生產價格上。而且這些費用常常成為價格的主要因素。
從商人的角度看，他所墊支的全部資金，不管用於購買商品也好，用於雇傭工人或租房子也好，這些資金是資本的壹部分，必須賴以取得平均利潤。從工業資本家的角度看，情況就不是這樣。工業資本家認為必不可少的，只是那些能提早實現其商品價值的、商人所墊支的資金。其他壹切，對他來說，都好像是附加的、沒用的開支，都是使分配費用提高的。他埋怨這種提高分配費用的情況，因為這使參與分配“他的”工人所創造的剩余價值的資本總額提高了。在工業資本影響下，政治經濟學把購買商品所必需的商業“資本”同購買勞動力、租用店房所必需的“壹般費用”加以區別。這些“壹般費用”是很難節省的，而且“無益地”提高商品的價格。
還有壹點是：商業的“資本有機構成”比工業的低得多，常常沒有用於固定投資的資金。
商業資本的集中
商業資本同工業資本壹樣，也有集中的基本趨勢。大百貨商店擁有雄厚的儲備和大量的信貸，在危機和競爭尖銳的時期裏，它們比小店主更經得起壞形勢的打擊，小店主事實上只是在為微薄的工資而勞動。同樣，在暢銷的時期裏，大商人能投入更大量的資金，來收購更大量的存貨，並能在更大的程度上利用實現超額利潤的可能性。大百貨商店的售價可以稍便宜些，因為它們以批發商的身份進貨，能夠大大減低零售的利潤幅度，而小店主則只能在批發價格以外賺零售利潤。
“經紀人的報酬，批發商的擁金，商業工人的工資，廣告開支都部分地來自工業家和貨主想為他們的商品找到零售市場的努力，如果批發商的職能和零售商的職能統壹起來了，那就沒有必要再去征服零售商店了。關鍵就在這裏，它雖然不能全部說明，卻在很大程度上說明了為什麽有許多分支機構的食品雜貨商店要比零售商和批發商各自獨立營業更為有利（30）。”
其他的好處是：能夠利用更現代化更有效的設備；對高價產品有了新的需求時能立刻加以利用；商品的地址可以安排得更合適，職工可以專業化，產品可以標準化，工作可以合理化，等等（31）。大百貨商店還從大工業企業那裏得到大量的廣告費津貼。
但是，雖然商業集中有了很大的進展，尤其在二十世紀的過程中，其阻力卻比生產部門的阻力大得多，特別是大商店要想實現完全的控制，其阻力更大。我們已經指出：創設壹家小的商業企業所需資金不多，這就使過去的農民、手工業者、甚至熟練工人所開的新商店得以周期性地出現，尤其是在市場情況良好時期。有時候這種小商店只要有壹點點極微薄的利潤就能維持下來，利潤微薄到還不及壹個人的工資。勞動者的妻子或領津貼的家屬從這種小商店裏掙到壹點細小的補充收入。
面對這種極微薄的收入，大商店的競爭就會失去效率，因為不能像在工業部門那樣廣泛地使用機器來代替人力。
批發商業和零售商業所存在的那種高度的競爭能力，以及只要有小筆款項就可以開設商店的這種情況，其結果是新商店開得快，倒閉得也壹樣快。但是這些商店在開設期間的經營是虧本的，買賣無利可圖，因而就整個商業部門來說，降低了平均生產水平。根據零售商店倒閉率之高以及大部分零售商收入之微薄來看，某些從事這類商業的人可以認為是變相的失業者。
投入運輸部門的資本
改善運輸手段，就能大大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同時也就減少了商品的價值，因為不可避免的運輸費用是體現在交換價值中的。在中世紀初期，把奢侈品從東方運來是壹個復雜的問題，是壹件危險的事情。運費費極昂貴。只有經營那些重量很輕、價值很高的產品才有利可圖（57）。到十六、十七世紀，海上和陸上旅行仍然需時久而且有危險。要發展笨重而價廉的產品的貿易，這是主要障礙之壹。
築鐵路，造輪船，完全改變了這種情況。此後，世界各處都和大工業中心聯結在壹起了，聯結得比過去壹個國家裏各城市間的聯系還要更緊密。沒有十九世紀交通運輸手段的大發展，就不能建立真正的國際分工和真正的世界市場。
在商隊貿易時期，商業利潤和“運輸費”是混在壹起的。運輸費只占商業利潤的壹小部分，而且還包括商人自己及其夥計的生活費在內，也包括牲口的飼料在內。船只、馬車、口袋都很便宜。經過壹次販運，這些東西的成本就都收回了。現代運輸手段大規模發展以後，情況就不是這樣了。鐵路、遠洋輪船、運輸飛機，造價都很高。要相當長壹個時期才能收回這些東西的成本。因此，不管工業生產周期的哪壹個階段，運輸費總是成了包含在商品價格中的固定開支。這就迫使商業資本為那些不容易黴爛的產品尋找較便宜的運輸方法，即使因此要大大延長這些商品的運輸時間，也在所不惜。
另壹方面，大量資金投入運輸部門，使運輸部門在資本主義工業發展的過程中起著特殊的雙重作用。首先，制造運輸手段在決定重工業的興衰上起了關鍵性的作用。起先是鐵路，稍晚壹些是汽車和飛機，都曾經是重工業的最好的顧客。其次，運輸部門的資本集中，比其他工業部門徹底得多，迅速得多。其他工業部門的資本反對高運費鬥爭的結果，往往不是運輸部門被工業或金融業壟斷托拉斯吞並了，就是運輸部門國有化了。歸根結底，只有國家才能籌集足夠的資本，為資產階級的普遍利益而降低運輸費。直到最近有了大規模的公路運輸以後，運輸部門才又出現了中小私人資本。
國際貿易
資本主義前期的大商業純粹是對外貿易。其根源是世界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興起，國際貿易達到了空前未有的規模。但是這種貿易越普遍化，它的性質也隨著逐漸變了。過去主要是奢侈品貿易，現在成了日用消費品、原料和生產手段的貿易。統壹的世界市場的建立首先排除了把舞弊和欺騙當作商業利潤的主要來源。大部分商品按照實際的生產價格在世界各處出售。於是商業利潤就來自工人所生產的剩余價值的總量了。
但是，這並不等於說：經濟發展不平衡已經不是額外利潤的源泉了，已經不是財富從壹個國家往另外壹個國家轉移的源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範圍內的發展使經濟發展不平衡不但繼續存在，而且加劇了，尖銳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最早的幾個工業強國出口工業品，確實統壹了世界市場。但是卻遠沒有統壹世界的生產，也沒有統壹世界生產的技術條件、社會條件和平均勞動生產率。
恰恰相反，資本主義引起的世界市場的統壹，是矛盾對抗因素的統壹。
商品的價值，就是生產這壹商品所必需的社會勞動量。至於社會必要勞動量的多少，則決定於勞動生產率的平均水平。只要許多國家的生產率平均水平間存在著很大的差別，那麽這些國家的商品價值（生產價格）間也會有很大差別。
然而建立世界市場就意味著規定世界價格。由於現代紡織工業開始時不能滿足——事實上至今仍不能滿足全球居民的全部衣著需要，因此壹部分人力用手工機械或其他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這部分勞動仍然是世界市場上的社會必要勞動。所以落後國家裏的棉布價值就高於貨源國家裏的價值。
但只是壹部分而已，而且是用過時的手段制造衣著用品的總人力中的不斷減少的壹部分，這部分勞動，就其社會意義來說，也不是浪費的，就是說事實上其產品是有買主的。因此落後國家棉布的價值遠遠低於當地的生產價格（在還沒有使用最新生產方法以前）。
工業先進的國家把商品運往落後國家，又在落後國家收購原料、食物等，實際上是按高於商品價值的價格出售，按低於商品價值的價格收購。壹個經濟先進的國家——在生產率上或則領先，或則壟斷——和壹個經濟不發達的國家之間的貿易，表面上是“按世界價格的”平等交換，實際上是較少的勞動和較多的勞動相交換，或者是價值從落後國家往先進國家轉移（其實壹樣）。[10]
“有人常常說：中國共產黨是靠剝削世界上其他部分而發財致富的，這種責備是有道理的（60）。”
對於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來說，國際貿易不僅是超額利潤的來源，也是發展資本主義工業所不可少的安全閥。工業生產發展的速度要比其國內市場擴展的速度快得多。事實上，生產無限制發展的趨勢同人民消費經常受限制之間的矛盾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基本矛盾的主要表現之壹。十九世紀前半期，資本主義工業，尤其是英國工業之所以能夠蓬勃發展，只是因為在國內市場以外，還有壹個似乎無限的國際市場可以奪取。
分配費用
全部分配費用——商業、廣告、電訊等，——都是由參與剩余價值總分配的商業資本承擔的。只要商業資本還能通過縮短商品流通時間和流動資本周轉時間，首先提高利潤量和年利潤率，那麽，就整個來說，它對於壹般的降低物價，還是有所貢獻的。降低物價是資本主義時代的特征。事實上，這樣增加的年剩余價值量變成了越來越新式的工業設備。
但是，就在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中，這種作用起了深刻的變化。隨著生產力的急劇發展，資本主義市場飽和的間隔時間越來越短，所以分配的主要作用變成不是增加剩余價值量，而是保證實現剩余價值。
對於全部資本主義商品來說，實現剩余價值變得越來越復雜了。實現所需的時間越來越久。實現的過程中競爭非常劇烈。從制造商直至小零售商，壹切環節經常地都有存貨堆積。不是堆積幾星期，而是幾個月，而某些產品甚至幾年。[11]
因此，除了技術上必需的分配費用之外，還得加上銷售費用，這是由制度的本質所決定的。銷售費用還在不斷增漲，以至賣給消費者的商品價格日益受其重累。[12]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所存在的貨幣的本質貨幣的兩個基本職能
貨幣或壹般等價物首先是壹種商品，壹種其他壹切商品都通過它的價值來表現其各自的交換價值的商品（1）。公式：“25口袋小麥=1裏弗黃金”，表示壹個相等的交換價值，也就是壹個相等的、為社會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作為共同的價值尺度，貨幣並沒有什麽神秘的性質。其所以能夠勝任這個職能，原因在於它本身也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它本身也具有壹定的價值。
當交換簡單，買和賣正逐漸取代以貨易貨的時候，貨幣的上述基本性質看起來是顯而易見的。當小商品生產剛剛露頭時，最常見的情況是兩種或者三種壹般等價物同時被用來作為價值尺度，例如在埃及和美索不達米亞是小麥、金子和黃銅；在中國是小麥、大米和白銀；諸如此類。在這種情況下，誰也不能把貨幣看成是單純的、常規的交換工具。
在當時，勞動的社會分工還依舊比較簡單，比較透明。在拿二十五口袋小麥、五頭牛和壹裏弗白銀來進行交換中，農夫、牧人和礦工的各自勞動似乎成了共同的尺度，成了以計算勞動時間為基礎的社會所支配全部勞動時間的壹個共同部分。
但是，等到以後交換變得頻繁並且日益占了支配地位的時候，這種簡單的和十分透明的關系就消失了。貨幣不再單純是共同的價值尺度，而且成了交換工具（2）。大批的商品被各自的主人帶到市場上去進行交換。這些商品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直到轉入意欲使它們實現其各自的使用價值的買主手中為止。這個時候它們才最終地被買主從市場上抽出去。貨幣為上述接二連三的交換提供了便利，並且使這些交換得以在壹個統壹了的市場的條件下進行（3）。然而，為了發揮這個職能，貨幣的固有價值反而成了次要的東西。假如二十五口袋小麥的價值同五頭牛的價值相等，那麽農夫和牧人把這兩種商品拿去進行交換時，他們是怎樣先收壹裏弗優質白銀或十裏弗劣質合金，然後又怎樣把這些白銀和合金付出去，對他們來說是無關緊要的事情。由於各種商品的流通表現為壹連串的交換手續，而在這壹連串交換手續中，貨幣起的是媒介作用，因此人們就會產生這樣壹種錯覺，認為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對於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沒有什麽重要意義。
這當然是錯覺。當商品流通壹分為二，壹方面是商品流通，另壹方面又是貨幣流通時，貨幣本身也就是壹分為二，壹方面是流通手段，另壹方面是延期支付手段。在以商品生產為主的社會裏，大量商品的流通是通過信貸來進行的，商品的貨幣等價物要到以後才能收取（4）。貨幣固有價值的漲落，也就是說，壹般等價物價值的漲落會立刻在債務人與債權人的相互關系中引起壹場紊亂。貨幣價值上漲——例如羅馬共和國時期黃銅價值的上漲——，債務人就蒙受損失，貨幣價值狂跌，債權人就破產。
金屬貨幣的價值和物價運動
自從貴重金屬多多少少被普遍采用為壹般等價物以來，它的固有價值的每壹次漲落，都會毫無例外地引起商品價格的巨大動蕩，也就是說，會引起通過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下跌；金屬貨幣價值下跌，通過金屬貨幣來表現的物價便會上漲。
貨幣價值上的第壹次大革命是在采用了鐵制勞動工具以後、生產白銀的條件有了重大改進時發生的。這種改進使得白銀的價值在紀元前900年左右壹落千丈。白銀價值的下跌引起了通過白銀來表現的價格的暴漲：紀元前2000年哈姆拉比在位時，壹個“居耳”（qur）小麥的價格是兩個西克爾，但到了紀元前950年，同樣是壹個居耳小麥，價格卻上升到了十五個西克爾（5）。又過了六百年，大亞歷山大搶劫了波斯帝國國庫內貯藏的大量的貴重金屬。這次掠奪帶來了與生產價格低廉同樣的後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下跌了壹倍，而物價則有了相應的上升（6）。
紀元後第二世紀起，出現了相反的情況。在當時，由於奴隸的價格上漲，由於奴隸的勞動效率下降，由於許多礦山關門，由於掠奪得來的財富大量流往印度，結果黃金和白銀的價值上漲，通過貴重金屬來表現的價格則下跌（但因為歷朝皇帝相繼將貨幣貶值，所以這壹點並不明顯）（7）。這壹個運動在八世紀和九世紀，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隨後就又反了過來。從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起，銀礦開采方面發生的壹場真正的技術革命引起了白銀價值的下跌和物價的普遍上漲。這壹次物價的上漲，到了十六世紀下半葉，由於玻利維亞的波托西和墨西哥各銀礦的開采而全面展開。以上各礦的開采都是使用奴隸勞動進行的，因此生產費用大大地降低，使得歐洲的許多礦都關了門。
把金屬貨幣的價值的漲落同商品價格的漲落拿來作比時，不可以忽略這樣壹點，即同壹個由於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因而導致金屬價值下跌的技術大改革，也能引起壹切商品價值的下跌。在這種情況下，在黃金和白銀價值下跌的同時可能是商品價格的穩定甚或下跌。例如：紀元前十世紀，鐵器時代的同壹次技術革命，壹方面降低了白銀的價值，另壹方面也大大發展了生產費用降低了的農業。結果，從紀元前十世紀到七世紀，農產品的價格壹落千丈（例如壹居耳小麥由十五個西克爾跌到了半西克爾）（8）。
只要在市場仍然是被分割為千百個相互之間往來不多和聯系有限的區域性市場，世界上同時並存的多種多樣的壹般等價物就仍然不會令人感到在交換中有什麽特殊不便。最初是葡萄牙人，隨後是荷蘭人，當他們開始到印度尼西亞去做買賣時，他們發現那裏同時存在著不同的貨幣本位。在土著居民公社裏，既可以使用黃金貨幣和白銀貨幣，也可以使用貝殼貨幣（9）。只是等到工業資本主義真正統壹了世界市場，等到大家所生產的只不過是交換價值以後，人們才感到必需有壹個在任何國家都能夠通用的壹般等價物。許多國家都曾經試圖把黃金和白銀同時用來作為壹般等價物（復本位貨幣制），但是結果都失敗了。因為這兩種金屬各有各的交換價值，而這種交換價值在資本主義時期經受著許多波動的影響。其結果是通過此壹金屬來表現彼壹金屬的價格，通過此壹金屬或彼壹金屬來表現的商品價格，就必然要不斷地發生紊亂（10）。最後，到了十九世紀左右，幾乎全世界所有的國家都不得不采取了金本位制；黃金成了在壹切國家都通用的價值尺度。但是遠東卻繼續拒絕這樣做。在遠東，從十六世紀以來，先是在中國，以後又在印度和日本，白銀仍然被采用為壹般等價物。
金屬貨幣的流通
被用來作為交換工具的貴金屬本身代表著壹定的交換價值。由於等量的價值同等量的價值相交換，因此，在使用壹種金屬貨幣的時候，流通過程中全部商品的總價值與實現這些商品的交換價值所必需的貨幣量兩者之間，就必然建立起壹種確切的關系。要想確定這種關系，必須註意到這樣壹件事實：同壹塊貨幣可以被用來連續進行好幾次交換。
壹個農夫拿了壹塊貨幣到市場上去買布；賣布商用這同壹塊貨幣到磨粉商那裏去買面粉；磨粉商又到農夫那裏去買小麥。他用的仍舊是那塊貨幣。由此可見，同壹塊貨幣，在同壹天內就被用來進行了三次交易。每次交易的數額都同這塊貨幣的價值相等。假如我們用v來表示貨幣流通的速度（同壹塊貨幣在壹定的時間內被用來進行交換的次數），用Q來表示流通商品的數量，用p來表示物價的平均指數，我們就有了求得流通貨幣量M的公式如下：
M × v ＝ Q × p (11)
流通貨幣總量和貨幣流通速度相乘的積數應該與流通商品總量和物價平均指數相乘的積數相等；這樣，我們又得出了交換全部流通商品所必需貨幣量的公式如下；M=(Q×p)/v
最後，如果把全部流通商品價格的總額P來代替Q × p，我們又得出下面這個公式：
M=P/v
流通貨幣總量應該同貨幣流通速度除業經交換過的全部商品價格的和數相等。
不可以把這個公式當成能夠倒換的公式，也不可以把它當成有了三個已知數就當然能夠求出第四個未知數的代數公式（12）。在正常情況下，應該把P看作是唯壹不受上述公式約束的可變因數。商品生產的價格能夠隨價值的漲落而漲落；技術性的進步能夠引起價格或多或少的下降。在這種情況下，壹部分金屬貨幣就能夠被排除於流通以外，能夠被貯存起來。倘若流通商品量增加很多，而生產率不相應地上升（每壹商品的價值沒有相應地下降），為了能夠實行交換，就必須有壹個追加的金屬貨幣量。於是人們便想盡辦法來試圖增加貴重金屬的生產（關門的礦山重新開張；另外去尋覓新的礦藏等等）。例如從十四世紀末期到十六世紀就發生過這種情況。但是貨幣流通速度並非是個獨立因素。“貨幣流通速度隨生產本身的變化而變化，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流通的種種變化不會影響物價（13）。”
私人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自從小商品生產有了飛躍發展，單單使用金屬貨幣會對交換中的快速付款形成壹種限制。國際貿易突然發展會引起現金荒並從而妨礙經濟的發展。這種情況不但在十四世紀到十五世紀的西歐發生過，就是在伊斯蘭教帝國阿巴西德王朝時期（14），在從亞歷山大到羅馬帝國征服埃及時期（15），在洛裏奧姆礦被發現以前的古希臘（16）以及在九世紀以後的中國（17），也都發生過。現金荒時期的壹般特點是：鑄幣流通得越來越快，鑄幣的份量和價值迅速耗損。
此外，在小商品生產業經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單單使用金屬貨幣就會產生許多困難。遠行海船和隊商在啟程時，必然要在壹個長時期內把它們的交換手段帶走，這就會引起突如其來的現金荒。羅佛舉出了島贊諾起草的十五世紀的壹份商務條約（18），條約指出，在威尼斯，每年6月和7月，商船啟程前往君士坦丁堡後便發生貨幣荒。中世紀“貨幣市場”上的這種“緊張局面”每壹次都要有規律地延長到9月初商船啟程前往亞歷山大港之後，而從12月15日到1月15日這壹段期間，隨著商船又外出采購棉花，緊張局面就又重新發生。反過來，10月和12月，由於到威尼斯來采購香料的德國商人帶來了大量貨幣，威尼斯就又現金充足起來（19）。
要支付貨款就必須運輸鑄幣，而這些鑄幣的數量往往極為可觀。單單這壹點也能說明使用金屬貨幣會造成很大的累贅：
“（路易十六時期），郵船公司在經營現金運輸方面所費不貲……邁爾西埃在其所著《巴黎壹瞥》（Tableau de Paris）中寫道：‘每個月的10日、20日及30日，從早晨十點鐘直到中午，人們會遇到被裝滿了鑄幣的大口袋把腰壓得彎彎的搬運夫；他們快步飛奔，活像敵軍馬上就要來攻打這座城池壹樣……（20）’。”
這種運輸上的困難在像中國那樣的國家裏特別不容易解決。當時在中國，人們使用的現金是用比黃金和白銀要差的金屬，也就是用黃銅甚至是鐵來鑄成的。
除了運輸上的困難以外，還須加上當時普遍存在著的貨幣風險，這種風險的來源是各種各樣貨幣的同時流通，[壹]是營私舞弊（截割等等），特別是國庫舞弊。十六和十七世紀時，這種現象是那樣地普及，以致在1695年，由於收來的鑄幣分量不足，英國的稅收損失了50%（21）。
這些原因都說明為什麽小商品生產演進到了壹定的階段，商業發展的結果會使商人們發明了貨幣代用符號，使用這種符號可以使交易加速，可以簡化交易中的付款。在每壹個商品資本發達的社會裏，或多或少地普遍出現的這種代用符號有兩種範例形態，壹種是支付票據，壹種是轉賬（賬面貨幣）。
我們已經談過支付票據是怎樣從買貨和交貨在時間上的分離、從買主和賣主在空間上的分離中產生的。[二]在中世紀的歐洲，這種票據在開始的時候是壹些兌換契約和信貸工具。在另壹些社會裏，它們或者是些簡單的信貸工具，就像日本的“米券”壹樣（22），或者是些用金屬貨幣或壹定的商品來支付的支票，就像中國宋代的“茶券”壹樣（23）。這些票據除了起信貸工具的作用以外，它們的特點是：由於它們被普遍使用而可以充當貨幣代用符號。為了做到這壹點，只要它們可以進入流通，就是說能為票上所開記名人以外的人接受就行了。在西歐實行期票背書保證了這種流通。期票背書的辦法可能是在十六世紀便開始在西歐通行了（24）。十九世紀初在蘇格蘭和蘭開夏，期票還仍然像真正的交換手段那樣的流通著，並且上面簽滿了人名（25）。
轉賬的方法曾經為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而被廣泛地采用過。至少在中世紀的歐洲便是如此。這是因為大部分商人都在商業銀行家的店鋪裏立有往來帳。商人在購買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該付的款子記在他們往來賬上的負債項目下，同時也記在向他們出售商品的人的債權項目下。同樣，商人出售商品時就通知銀行把別人欠他們的錢記在他們賬目中的債權項目下，並把相應的壹筆錢數記入有關買主的負債項目下。每到壹定時期，每壹個商人的往來賬便就負債及債權兩項進行壹次結算，用自己在銀行裏的存款來付賬，有的時候則補交必要的現金。這種轉賬制度主要是依靠十三世紀的國際大市集來獲得發展的，通過轉賬制度，中世紀社會節約了大量現金：
“這些集中了地中海東岸諸國香料貿易和西方國家布匹貿易的大市集是用清算的辦法來支付貨款的。總之，在特羅亞和普羅文斯，人們很少經手貨幣，在那裏進行的主要是記賬買賣。大市集結束時，兌換商們的店鋪就成了真正的票據交換所。所有付清的債款還可以用支付傭金的辦法從這壹次市集轉到下壹次市集（26）。”
羅佛在布魯日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當地銀行的賬冊中發現好幾千張轉賬通知書。羅佛認為銀行存款當時已經成了真正的貨幣（27）。人們所說的賬面貨幣就是用銀行轉賬來作的交易和付款手段，因為資金的轉移是通過在銀行賬冊上記壹筆賬的辦法來進行的。
付款通知單和期票以及賬面貨幣等可以被當作金屬貨幣，用來進行壹系列的貨幣交易。但是這種貨幣代用符號所代表的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人們只是在信任開發這種符號的本人（或是信任轉賬銀行）的情況下才會接受它來作為支付手段的。這是壹種私人信用貨幣，因為它是由私人發行的。
金屬貨幣代用符號充當交換工具和諸般商品等價物的壹個不可缺少的條件是要最後可以兌成金屬貨幣，即壹般等價物。私人信用貨幣的流通總是意味到最後要支付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公用貨幣。每壹個商人都當然要完全負責使自己發行的票據能夠兌現。倘若這些票據到最後不能兌現，商人便破產，握有這些票據的人便失掉墊付過的金錢。因此，從定義上說，私人信用貨幣是壹種信貸形式，壹種信貸貨幣，作為金屬貨幣等價物，它的等價程度如何，取決於這壹貨幣發行人的支付能力。
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
但是由私人作出努力以補救金屬貨幣之不足也有其古怪的地方。從定義來說，貨幣或壹般等價物乃是壹種社會性工具，它所應當做的恰正是要取消存在於商品之中的那些純屬私有性的東西，好讓交換可以在時間上、空間上受限制最小的情況下來獲得發展。貨幣代用符號的使用取決於個體市民的支付能力，日子久了它就不能再盡到這種社會性的職能。因此，商業資本的發展便要求建立壹些公共的貨幣代用符號，也就是說要求建立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從歷史上看，公共信用貨幣的起源系來自私人信用貨幣的第三種形式，即起著鈔票作用的各種存款收據。這種存款收據的發源地是中國。
中國早在周朝時期（紀元前1134——256年）就已經有了商業票據（28）。紀元後九世紀，由於發生了嚴重的金屬貨幣荒，到各省省會來的商人們的習慣是把他們的貴金屬存放在壹些私人那裏，然後再把從這些私人那裏取得的存款收據拿去流通（29）。這種私人信用貨幣的名稱是飛錢。中央政府禁止這樣做，因為它害怕貴重金屬的流通會因此而絕跡。但是由於的的確確存在著現金荒，連中央政府自己也不得不於812年在京師設置了存錢局。存戶可以憑著皇家存錢局發給的收據或存款票據向該局在各省的任何壹家支局去兌換金屬鑄幣。稍後，到了十世紀，又成立了“便換所”來對這項制度進行統籌管理。
便換所當時發出的存款收據仍然是記名式的。但是到了十壹世紀初，四川省的鐵鑄金屬貨幣由於分量過重妨礙了商品的流通，於是商人們便決定把它的流通完全取消。十六家殷實商號把自己的全部金屬湊集起來發行了支付券，支付券上不再記名，成立不記名式的支付券。支付券的後備金就是上述全部金屬貨幣，支付券的使命是要取代流通中的全部金屬貨幣。由於這些鈔票的發行不慎，商人們都破了產。於是中央政府便親自出面，於1021年在四川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官鈔。又過了兩年，這些官鈔開始在全國流通。隨後又特地成立了壹家銀行來發行和兌換這種貨幣。到了1161年，流通中的紙幣數量已經高達四千壹百四十七萬貫，而金屬鑄幣卻總共才有七十萬貫，元朝和明朝時期，紙幣仍然占主要地位，但是發生了多次貶值和通貨膨脹。明朝覆滅的部分原因就是紙幣通貨惡性膨脹。[③]經過這次災難之後，清朝從十七世紀起便取締了紙幣，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它才又在中國重新出現了。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壹源泉：貼現
公共信用貨幣或銀行券的古典形式是在英國產生的。銀行券的前身是私人信用貨幣“金匠券”。金匠券也出自這個國家。開始時，英國商人曾經把他們的私有珠寶和錢幣存在國王那裏。但是到了1604年，查理壹世由於面臨著日益嚴重的財政困難沒收了這些財產。商人們從此便習慣於把他們的財物存放在金匠鋪，換取金匠鋪開發的存款收據，名之曰“金匠券”。以後，當金匠鋪開始自命為銀行時，“金匠券”又改稱為“銀行券”（31）。
開始時，銀行券是按照存款總額來發行的。倘若中途存戶把存款提走了壹部分，銀行券上就註明已經提走多少。後來，銀行券上的記載成了固定的數額，存戶拿到的是好幾張銀行券，加起來的總數同存款相等。蘇格蘭的私人銀行和1697年成立的英吉利銀行也先後采用這種形式發行了銀行券（32）。
然而，從某壹個時期起，蘇格蘭銀行家和金匠鋪開始把不歸他們所有的金屬儲備用來向第三者貸放。他們發放這種貸款便取得了對於第三者的債權。從這以後，在社會上流通的信用貨幣就不再單單由金屬儲備擔保兌換，而是同時也由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壹項債權由另壹項債權來擔保）。英吉利銀行在1697年成立時發行的銀行券，壹方面由它自己的金屬儲備予以擔保，同時也由國家對該銀行的負債來加以擔保（33）。
經驗告訴銀行家們，用對第三者的債權來擔保兌換的銀行券可以發行到壹定的限度（例如發行到金屬庫存的三倍或四倍），因為公眾是絕不會把他們的銀行券全部拿來壹下子都兌成金屬貨幣的。慢慢地，到十八世紀期間，英吉利銀行研究出來了壹套機構，通過這套機構，銀行券的發行額，既取決於銀行的金屬儲備，又取決於貼現，起初是單單指公共證券的貼現，以後兼指商業證券的貼現（34）。在整個十九世紀，起初是壹般貼現，其後特別是商業票據再貼現，不但在英國、而且在每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裏，是形成銀行券或公共信用貨幣的主要源泉。
發行銀行就壹張票據進行貼現（或再貼現）時，它先在票額內扣除利息，然後把余額付給票據所有人（或銀行）。這樣壹來，銀行就把壹批與此款額相等的銀行券投入了流通。票據到期時，發行銀行就反過來又把這筆款子收回，把同量數額的銀行券又從流通中抽回，由此可見，掌握在發行銀行手中的票據數量的增減，決定著流通紙幣數量的增減。提請貼現的商業票據數量，經濟情況良好就增加，經濟發生危機或不景氣就減少，因此，發行紙幣由貼過現的票據來擔保兌換，是壹種十分靈活的貨幣手段，能使貨幣儲備適應當時經濟所需要的交換手段（35）。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二源泉：透支
只要票據貼現是流通信貸的主要形式，中央發行銀行的貼現及再貼現業務便總是流通中的絕大部分信用貨幣的來源。但是，銀行透支壹旦作為短期信貸的主要形式取代了貼現的時候——英國早在十九世紀末，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則在二十世紀初，就已然如此——銀行存款（賬面貨幣）的流通便成了貨幣流通的主要成分。
資本家只不過把他們流動資本中的壹小部分用現金的形式保留下來，而把其中的絕大部分存入銀行。銀行家好比是資本家的賬房，把資本家欠別人的款項付出去，把別人付給資本家的款項收進來。所有這些收支都並不過手現金，而是通過壹筆賬、通過支票[伍]或轉賬來進行。
人們可能會認為這種賬面貨幣的來源是存戶們的現金付款。這只是對了壹部分。銀行存款中的很大壹部分並非來自銀行存戶存進的現款，而是銀行為資本家們在往來賬上作出的透支。正是這種貸款形成了存款：
“存款總額來源於銀行本身的活動。當銀行發放貸款、答應提取的款項可以超出存款實額並且收買有價證券時，它便在自己的賬冊中載列了同存款數額相等的貸方科目（39）。”
這樣形成的銀行存款——至少是活期存款——實際上成了貨幣，因為這種存款在全國範圍內都可以被用來進行任何購買和付款業務。這是壹種信用貨幣，因為它的流通歸根結蒂取決於銀行方面的良好經營和支付能力，而並非取決於壹般等價物的固有價值。這種存款還是壹種公共信用貨幣，因為，在所有的先進國家裏，每壹家重要銀行都通過壹種明確的制度同中央發行銀行有著聯系，使得賬面貨幣可以兌換成發行銀行的銀行券。
銀行向資本家發放的信貸，很大壹部分是活期存款的源泉。這種貸款都是要拿去使用的。銀行之所以設置存款，為的就是讓它流通。倘若壹家銀行答應某甲在往來賬上透支，從而使某甲的存款增加了四百萬到六百萬法郎，某甲就會使用這六百萬法郎去償付他欠某乙的債務，或者是去向某丙購買商品。這些不同的資本家也俱都在銀行裏各有各的往來賬。倘若大家的往來賬都設立在同壹家銀行裏，這些手續便都會通過劃賬的辦法來辦理，用不著轉手任何銀行券。六百萬法郎只不過是由某甲的賬上轉到某丙的賬上去。倘若某乙的往來賬是開在另外壹家銀行裏的，那就只有在這另外壹家銀行不必向某甲的銀行解繳等額款項的情況下，才會產生為債務結算而過手現金的必要。實際上，為了這種目的而特地設置的票據交換所把此壹銀行須向彼壹銀行轉移的現金減少到了最低限度。[⑥]
肯定地說，每壹家銀行只要得到其他銀行的信任並經中央銀行許可它在該行增加負債科目，便可以增加透支，發行賬面貨幣（41）。銀行家憑經驗知道，在正常情況下，公眾向銀行提取的現款只占存款總額比較小的壹部分。[七]因此，只要這些存款不超出所謂“兌現系數”或現款系數的壹定比例（也就是說最低庫存對存款總額的百分比），銀行就壹般能夠從事透支業務，發行賬面貨幣。在特殊時刻，中央銀行必須進行幹預，以免由於這種信用制度的垮臺而引起整個貨幣制度的垮臺。為了避免闖禍，大多數先進國家都由政府規定了“兌換系數”。[⑧]
自從1946年以來，這種系數在英國是8%（43）。在美國，對於各大銀行的活期存款是24%；在比利時，對於短期存款是4%，在瑞典和意大利是25%，等等。此外，在比利時，短期存款總額的65%系由公債來擔保兌換（44）。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在貨幣總額裏占了極大的比重，也就是說，在壹定國家中流通著的整個交換手段和支付手段裏占了極大的比重。正因為這樣，1952年，賬面貨幣占了美國貨幣總額的78.6%，在英國占74%，在澳洲占65%，在意大利占51%，等等（45）。另外，在這方面還須要補充壹點，即壹般說來，賬面貨幣的流通速度比銀行券的流通速度要快（46）。
公共信用貨幣的形成。第三源泉：預算赤字
由貼現或透支等形成的公共信用貨幣是和經濟制度的固有需要——信貸需要、交換需要、支付需要等——相適應的。由國家來控制這種信用貨幣的形成，這是和現代資本主義內部、隨著交換關系的越來越錯綜復雜、貨幣越來越不容置疑的社會性相適應的。但是這種為使經濟順利發展而必不可少的控制卻同時又會是各種紊亂的根源。
紙幣的發行是由國家來控制的，貨幣總額的大小歸根結蒂是由國家來決定的。但是國家本身既是買者又是賣者，因此它既需要交換手段，也需要支付手段。早在公共信用貨幣剛剛產生時，控制著這種貨幣的發行額的各國政府就已經企圖假借它來滿足自己的需要。最早的發行紙幣的經驗都毫無例外地帶來了災難性的通貨膨脹。韃靼皇帝忽必烈可汗統治中國的時期就曾經有過這種情形。當時，在中國流通的紙幣總額達到了二億四千九百六十五萬二千二百九十貫，這在當時是不可思議的（47）。其他大陸各國的早期經驗也是壹樣，十七世紀英法等國在美洲殖民地用的“卡紙貨幣”（monnaies de carte），美國在獨立戰爭時期發行的“大陸紙幣”（monnaie continentale），法國在大革命時期發行的信用券等等，就是這種例子（48）。
即便是在按照正統貨幣最嚴格的原則來治理的資產階級國家裏，某種季節性和周期性的現款需要激增（例如在發付官俸的前夕）也不可避免地迫使國家向發行銀行舉債。這種債務的增加表現為貨幣額增加。在正常情況下，這種追加的貨幣量過後又會被吸收回來。但是，倘若國家多發行貨幣是為了應付長期的財政支出，或者，更壞壹些，是為了應付預算赤字，那麽，在追加的商品量不足以適應流通過程中在這壹追加的貨幣量時，就會出現貨幣貶值的危機（49）。
社會必需的貨幣額
由此可見，賬面貨幣這座金字塔是整個建立在紙幣的基礎之上的。就像前面已經指出的那樣，私人信用貨幣也是如此。任何信貸貨幣都需要壹定的貨幣量來作為最後的支付手段。因為這實際上是壹定的債權量。這些債權在劃賬之後仍須獲得最終的清償。由此可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投入流通的貨幣量必須要起兩種作用：構成進入這種流通的商品的等價物（貨幣這時是流通工具）：把那些互相抵銷的債權計算在內的同時，表現為到期債權的對等物（貨幣這時是支付工具）。在這裏，我們又看到了前面已經講過的貨幣的兩種職能。
貨幣是支付手段，可以用來償付債款；貨幣也是流通手段，它有著壹定的流通速度。同是壹筆金錢，可以在壹段壹定的時間內從壹個人之手轉入另壹個人之手，從壹家公司轉到另壹家公司，連續進行壹連串支付。因此我們就得出了下面為了進行壹切付款（例如壹個月之中）所必需的貨幣量的公式：
（債務總額－互相抵消的支付總額）/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把商品流通所必需的貨幣額同償付債權所必需的貨幣額加在壹起，就可以得出為資本主義經濟得以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總額。必需考慮到這樣壹點，即同壹張銀行券可以相繼用來購買壹件商品，然後由商品出售者去清理壹宗債權。因此在壹定時間內經濟所必需的貨幣額應該等於：
{(流通中商品的價格總和)/貨幣作為流通手段的流通速度}＋{（應付債務的總和－互相抵消債務的總和）/貨幣作為支付手段的流通速度}-{相繼被用來作為流通工具和支付工具的貨幣總和}
通過這個公式可以立刻看出，為使經濟能夠順利進行所必需的貨幣額具有很大的伸縮性，這種貨幣額在壹個月之間不斷地發生變動。例如，在每月初壹到期的時候，需要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要比壹個星期以後多得多。同時，社會必需的貨幣額還隨著情況的波動而波動。這個公式還使人看出，為了能夠快速適應經濟不斷變化的需要，必須要有壹個極其靈活的貨幣工具。
不兌現的紙幣流通
賬面貨幣以公共紙幣為基礎。只要紙幣仍然能夠兌換現金並以發行銀行的金屬庫存為基礎，使用貨幣代用符號就不會發生有關貨幣本質的問題。貨幣由於其本身的固有價值，繼續被用來充當壹般等價物。至於只有壹部分銀行券由金屬庫存來擔保兌換（同樣的，只有壹部分賬面貨幣由銀行券來擔保兌換），這件事僅僅體現出壹種流通工具的社會經濟，其所以行得通，乃是憑經驗發現了公眾的行動規律。
這種規律反過來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不斷增長的社會化，反映了貨幣越來越大的客觀性。要想不妨礙貨幣機器的作用，只要把可以兌現的信用貨幣的運用限制在社會必需的貨幣額以內就行了。凡是大量地發行追加信用貨幣都會引起貴重金屬的溢血癥，都會引起停止兌現，貨幣就必然要貶值。
從現代資本主義貨幣這種越來越客觀的性質出發，人們才能懂得不兌現紙幣的流通問題。不兌現的紙幣不壹定就導致喪失購買力，不壹定就導致表面上的貶值；早在十九世紀就曾經進行過這種試驗。法國法郎於1870年和1877年間就成了不兌現紙幣，但是同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紙幣相比，法郎的價值僅僅下跌了不到1.5%。
只要把不兌現紙幣的發行額（和賬面貨幣的發行）嚴格地限制在社會必需貨幣額以內，就可以大體上避免發生任何貨幣貶值。由於日常的經濟往來——交易及付款——吸收了投入流通的全部貨幣，這種不兌現的紙幣等於代替可兌現的紙幣在為壹筆同額的款項而流通，在全國市場範圍內任何紊亂也不會發生。
有些作者曾經想通過這種現象來證明這樣壹點，即貨幣從來就不是什麽原本具有價值的商品，貨幣的時價向來都是由政府當局加以決定的（52）。但是十九世紀的經驗，尤其是壹些采用復本位制貨幣的國家的經驗證明，有些貨幣價值的漲落是由黃金和白銀固有價值的漲落而引起的：
“在加利福尼亞州和澳洲（十九世紀五十年代）大量發現金礦以後，白銀變成了太貴的金屬，難以繼續用來流通……但是情況很快就突然反了過來。自從1842年起，人們發明了壹種冶煉方法，對於把白銀從鉛礦砂中提煉出來提供了便利。1848年和1853年，墨西哥的所謂‘落基山州’納入美國版圖之後，這種提煉方法被大規模加以采用。廉價生產的大量白銀同黃金相比降低了價格，白銀便逐漸不再被用來作為貨幣（53）。”
實際上，十九世紀以金本位（或銀本位）為基礎的貨幣，從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過渡為半不兌現貨幣這件事，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現象。壹方面是真正的貨幣貶值，這種貶值是由龐大的軍備開支和戰爭開支引起來的，也是由公債負擔的不斷增長引起來的。這種貶值就連握有全世界大部分黃金儲備的美國也沒有能夠幸免，因為1958年壹塊美元的購買力比戰前（1939年）下降了壹倍。另壹方面，在經濟生活中，國家的幹預日益增多，為了整個資產階級的利益，國家越來越把某些經濟部門組織起來，這樣壹來，就取消了市場經濟的“純”條件。另外壹些“組織”力量和“有意識”的力量如：卡特爾、托拉斯、控股公司和壹般壟斷集團也在這上面起了作用。[⑨]對於以貿易為基礎的純市場經濟來說，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組織”的因素越是進入到經濟中來的，“抽象”貨幣，即賬簿上的貨幣，便越發能夠取代這種具有固有價值的貨幣（54）。
但是資本主義在其沒落時期引用到經濟中來的組織因素都是互不協調、互相矛盾的。它們在壹個方面取締市場的無政府狀態和自動化主義，可是又在另外壹個方面使之在更高的程度上重新出現。在以金本位為基礎的貨幣時期，不僅是在國內市場上，而且也在國際市場上，大部分支付是不通過貴重金屬來進行的。在各國貨幣成為不兌現或半不兌現貨幣之後，國際上的付款便復雜化了；在國際市場上的支付方面，用黃金（和可以兌換黃金的外幣）付款的要求比過去多了。
由此可見，即便是在不兌現紙幣制度之下，肯定地說，貴重金屬——具有固有價值的商品——仍然是國際市場上唯壹的壹般等價物。在資本主義經濟中，唯壹的、使流通工具最終脫離其金屬基礎的“組織起來的”世界貨幣是無法實現的。這種世界貨幣只能是全世界經濟計劃化的產物，而世界經濟計劃化將是社會主義在全世界勝利的產物。
由此可見，現代的貨幣實際上並不是同金屬基礎完全脫離的貨幣，哪怕是法律規定（已經變成紙幣的）銀行券不得兌取任何數量的黃金。[⑩]在對外貿易及國際支付運動中，任何壹個國家的貨幣都是既和黃金有關，又和其他各國的貨幣有關。它的相對購買力的漲落，它在自由市場或黑市上時價的漲落，都是壹些用來衡量它貶值了還是沒有貶值的指數。這種貶值產生於公共信用貨幣的特性：即國家印行的壹切銀行券相互依賴、集體等價的特性。
金屬貨幣是人類勞動的產品，具有固有的價值。金屬貨幣流通的增長超過了社會必需貨幣量時，不是引起金屬貨幣的貶值，而是大家都把金屬貨幣窖藏起來。可以兌現的銀行券也是壹樣，這種銀行券發行過多時還會引起黃金逃逸。沒有支付能力的資本家發行私人信用貨幣會導致徹底貶值和發行人破產，但並不自動引起其他個人發行的私人信用貨幣貶值。
相反，不兌現的公共紙幣發行量如果增加，而流通商品卻沒有同時相應增加，那末這種公共紙幣就會貶值。由於所有的銀行券都同樣地貶了值，增加貨幣流通就不但不會引起窖藏，反而會引致外拋。這樣壹來，銀行券的價值大小就由它的購買力來決定，而購買力則在下降。這個時候，貨幣數量論的應用就發揮了部分效用。[11]
由於現在紙幣貶了值，人們就設法予以外拋，另壹方面卻去窖藏原始的貴重金屬、金屬貨幣或其他沒有貶值的貨幣。[12]根據人們的估計，從1949年到1951年，私人貯存的黃金平均每年達二億五千萬美元。格裏歇姆規律表明：（或多或少貶了值的）“劣質”貨幣把優質貨幣排除於流通之外。
由於紙幣貶值而當然發生的物價上漲，只是在物價的形成多多少少比較“自由”、也就是說在由經濟力量來單獨決定物價的國家裏才會出現。在壹定時期，國家可以強行規定銀行券不能兌現，同時對外匯進行嚴格的控制，這樣壹來，盡管發行了大量紙幣，盡管紙幣毫無疑問地貶了值（這種貶值只是在國際貨幣自由市場上和國內“平行”市場或黑市上表現出來），依然可以把物價上漲減少到最低限度。例如當年的納粹德國就是這種情況（56）。但是這種制度暗含著另外壹些矛盾。關於這些矛盾，我們將要在所謂“管制”經濟以及軍備和戰時經濟等範圍內去另外進行研究。
支付平衡
即便是壹種“結實”的貨幣，也就是說，即便是壹種發行量沒有超過貨幣儲備必需量的紙幣，壹個傳統上被認為有足夠黃金儲備的紙幣，也能喪失對黃金的可兌換性。1931年以來的英鎊就是壹個例子。黃金的雙重職能是這種不可兌換的原因。黃金既是紙幣的儲備又是國際支付方面的唯壹貨幣。私人信用貨幣只是在私人發行者有支付能力（票據到期時能夠付款）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內流通；同樣，公共信用貨幣只是在發行國有能力用黃金（或可兌換黃金的外匯）來清償對其他國家的債務的限度以內才能在國際上流通。
這並不是說每向國外購買壹次貨物就必須向賣方國輸送壹次黃金。在國際上，同在國內或地方上壹樣，也實行著壹種清算制度，根據這種制度，壹個國家須向另壹個國家輸送的黃金只不過是前者欠後者的款數和後者欠前者的款數二者之間的差額。這種差額叫做結余。支付平衡裏面出現結余。支付平衡主要包括下列各項：
甲，貿易平衡，即向某壹國家的輸出及由該國來的輸入之間的差額：倘若輸出總值超出了輸入總值，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乙，資本運動，即輸出資本及輸入資本之間的差額：輸出資本包括：在外國購置的股票、工廠、債券、不動產、在外國的銀行裏進行的投資等等。在有關國家置有產業的外國人把紅利、利息、保險費或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匯往國外也屬於這壹類。輸入資本包括：為有關國家帶來資本的外國人所購置的股票、債券、工廠、不動產，在本國銀行存放的外國資本，以及在外僑民匯回國內的紅利、利息、保險費、保了險的資本等等。從外國寄回來的私人及公共贈與也屬於這壹類。倘若輸入資本的數額高於輸出資本的數額，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為債務項目。
丙，航海運動：本國船只在國外運輸貨物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回國內。反過來，外國船只把貨物運到本國來，收取外匯作為運費並把它帶往國外。倘若第壹類運費的數額高於第二類運費數額，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丁，旅行運動：倘若有關國家的旅客到外國去旅行花費的金錢比外國旅客到該國來旅行花費的金錢多，支付平衡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負債。
戊，外僑移入及移民出境運動：倘若移入的外僑帶來的資金比出境移民帶走的資金多，支付平衡上就有了債權項目，反之則有了債權項目，等等。
只要壹個國家的支付平衡，總的說來，壹直有贏余，該國只要用數量不大的金屬儲備就可以保證其紙幣兌現。但是壹旦支付平衡開始經常有赤字，那就必須要有高額的金屬儲備才能正常地保持紙幣兌現。否則黃金外流就有引起投機及恐慌的危險（57）。最後，倘若大部分在貿易方面占重要地位的國家都放棄了金本位——1930年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其他國家就不能不也照樣放棄金本位，否則他們本國的貨幣就會成為國際投機活動的標的，並且逐漸退出流通領域。
支付平衡影響著貨幣流通量，並從而又在半不兌現或完全不兌現的紙幣制度下影響著貨幣的購買力。支付平衡的持久性逆差是通貨膨脹傾向的產物；支付平衡的贏余是通貨緊縮的產物。[13]但是，在短時期內，當發行銀行把它所積累的外匯剩余等價物付給出口商時，支付平衡的贏余就能引起通貨膨脹的傾向，因為這個額外的購買力在市場上找不到等價物（58）。為了避免這種後果，支付平衡的盈余，必須用增加國內儲蓄的辦法來加以抵銷（59）。
發行銀行和銀行信貸
只要貨幣繼續以金本位為基礎，發行銀行的作用就首先是要註意保證貨幣兌現。發行銀行只要提高貼現率就可以對信貸施加限制，這首先是為了限制信用貨幣的流通額而制定的手段。用來糾正“繁榮”的偏差只不過是它的間接作用。但是，在不兌現紙幣的時代，發行銀行的任務有了擴大，包括了控制整個經濟的職能。因為發行銀行必須控制每壹家商業銀行的信貸政策，反過來，每壹家商業銀行又影響著經濟發展的整個進程（60）。
十九世紀的發行銀行都是用黃金（或者白銀）庫存和貼現過的商業票據來擔保其所發行的銀行券兌現。它們當時都借助貼現率來影響信貸額。
第壹次世界大戰以來資本主義沒落時期所表現出經濟及財政的不穩定性，迫使發行銀行不得不求助於額外兌現儲備和種種不同手段來影響信貸。壹方面各家大私人銀行莫不握有巨額儲備，這就使它們可以大大地不受中央銀行貼現政策的支配。另壹方面，經濟蕭條加甚時期，單單降低貼現率已經不再足以刺激信貸額、交易額和貨幣流通額的增加。在這種情況下，發行銀行乃求助於十七世紀及十八世紀各家公共銀行曾經廣泛采用過的壹項老技術，即所謂公開市場政策。
在美國，這種政策壹直在實行，但主要是從1933年起才被廣泛采用。在英國是1931年，在法國和比利時是1936年，由壹項特別法規定，發行銀行得以在公開市場上收購及出售國家證券（公債券、國庫券等等）。政府想要壓縮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就可以出售國家證券，這樣就會引起銀行券的回籠（並從而引起銀行券購買力的不生殖），或者是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設立的貸方往來賬的減少，以及這些銀行以後所能發行的賬面貨幣的減少（這和前者的效果是壹樣的）（61）。反之，政府想要擴大信貸貨幣流通額時，它就需要把國家證券收回，這樣就會引起增發新鈔，或者增加私人銀行在中央銀行裏的貸方存款。但是公開市場制度容易蛻化成為了彌補預算赤字而向國家提供墊支的手段（62）。
美國的貨幣貶值不像歐洲國家那麽厲害，但也就是在美國，國家證券目前代表著私人銀行賬面貨幣的主要等價物，代表著發行銀行財產中比私人債權重要得多的項目：
“直到1933年，形成貨幣主要源泉的是私人公司的短期借款。1929年，商業銀行的貸款占全國貨幣總額的三分之二。但是到了1950年底，就只占三分之壹了。現在，提供貨幣的主要源泉是政府公債。各家商業銀行財產中的政府公債已經遠遠超過了它們的短期貸款（63）。”
但是，發行銀行作為現金的最終源泉而行使的控制職能並不是絕對的。發行銀行既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總額，也可以硬性地決定貨幣資本（現金）的價格，即利息率。十九世紀時實行的是第壹種辦法，現在實行的是第二種辦法（64）。但是，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同時既硬性地控制貨幣額，又硬性地控制利息率是不可能的。
貨幣的運用
黃金的雙重職能——既是紙幣的金屬基礎又是國際支付工具——使得這種貴重金屬成了經濟政策及貿易政策上的壹種工具。當各個國家的貨幣都可以自由地兌成黃金時，每壹種貨幣的價值，或者是直接取決於鑄幣的金屬內容，或者是直接取決於作為貴重金屬的簡單代用符號的、以黃金為兌換擔保的銀行券。當紙幣兌現的可能性已經或多或少被取消時，同外國貨幣相比，它就取得壹種法定兌價。這種兌價壹般均由國際公約加以規定，但也可以由單方面加以變更。倘若法定兌價同兩種貨幣購買力之間的現實關系相吻合，它就會受到普遍的尊重，並且在兩國之間的支付平衡發生暫時的波動時，或者在兩國之間外匯供求關系發生暫時的波動時，不會受到大的影響（65）。
反之，倘若這種兌價是人為的兌價，那就會產生“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在這些“平行市場”、“自由市場”或者“黑市”上，官方估價過高的貨幣，在兌換上便會貶值。
壹個國家的政府可能有意造成這種貶值來鼓勵出口，以便改善支付平衡，或者幫助全部貿易的發展。不兌現貨幣的兌換率既然是壹種法定兌價，政府只要發壹道命令便可以把它降低。政府可以專斷地規定，從現時起，降低貨幣單位的金等價，比方說降低20%，這樣壹來，外幣的價格便會比過去增長25%。把貨幣這樣地降低價值叫做貶值，它使本國商品在國外市場上的價格下跌。
有些國家力圖使紙幣的運用成為自己的反周期武器，它們這樣做曾經造成壹種假象，似乎“控制貨幣”政策能夠用來挽救經濟局勢的嚴重偏差。因為發行銀行在增加信用貨幣流通和降低利息率的時候就真能鼓勵商業銀行擴大信貸，這在不景氣時期是被認為有利於經濟的恢復的。
但是不該誇大利息率對於經濟情況的影響。在美國進行的壹次調查說明，企業主付出的利息只占生產價格壹個微不足道的部分：工業制成品成本的0.4%；不動產建設成本的0.2%；礦產品成本的0.8%以及分配費用的0.2%（69）。
以為（在發行銀行的幫助下）各家銀行可以單獨地保證使信貸及貨幣額有所增加乃是壹種錯覺。銀行至多不過能比較容易地用較低的代價發放透支。但是要想使貨幣額能夠通過透支的辦法真正有所增加，還必須由企業主們實際利用他們所得到的這些方便。由此可見，在經濟恢復的初期，賬面貨幣的真正來源是企業主，不是銀行（70）。然而：
“在壹次（深刻的）不景氣中，前景是如此的暗淡，看起來，任何可以想象的利息率下跌都無法促使實業家去承當壹樁事業，如果這樁事業不是顯而易見地令人向往的話（71）。”
由此可見，說明由不景氣向經濟恢復過渡的，歸根結蒂是決定整個經濟情況的那些因素，而在這些因素中，貨幣額和利息率的運用只起壹種從屬作用。[15]
通貨膨脹的三種形式
通貨膨脹與公共紙幣本身有著同樣悠久的歷史。通貨膨脹來自鑄造貨幣和發行紙幣的國家需要，克減成色和用粗劣金屬代替貴重金屬是它的最早的形式。通貨膨脹在引起物價的突然波動以後就破壞了以小商品生產為基礎的任何社會。1125年左右去世的捷克編年史家科斯瑪斯說：通貨膨脹“比鼠疫還要壞，比敵兵入侵、饑饉以及其他災難還要可怕（72）。”
看上去像是正在擺脫其金屬基礎的紙幣，它的性質強烈地引誘人去進行間歇的或接連不斷的貶值。
因此，在帝國主義時期，貶值或通貨膨脹已經幾乎是完全成了世界性現象。但是，對於貶值或通貨膨脹應當因程度不同而有所區別。
發行信用貨幣（或用其他方法增加貨幣額）而無商品或勞務為直接補償，但根據當時情況，短期以內就業及生產就會有所增加，那末這便是有節制的通貨膨脹。這種通貨膨脹要求存在著壹定的失業和未經使用的生產資料儲備（73）。[16]當國家用增加了的貨幣額來購買商品及勞動以制造摧毀性手段時——也就是說制造不進入再生產過程的商品時——，它可以對物價進行嚴格的控制，把通貨膨脹暫時掩蓋起來，直到貨幣流通與實際商品流通二者的失調打破了這種短暫的平衡。[17]在這種情況下，控制物價的相對物將是以強制儲蓄的形式使得公眾的部分收入不生殖化（74）。這個時候，掩蓋著的通貨膨脹意味著本國戰爭工業恢復為平時工業以後將會增加生產，或者通過掠奪外國，來增加商品流通。如果不發生這種無相對物的購買力收縮，通貨膨脹的最後結果就不可避免地引起物價上漲。
在大量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的同時，如果可供購買的商品的流通在壹個長時期內陷於停滯或者減少——特別是充分就業已經實現或者當時的環境是戰爭經濟的環境——物價上漲就會立刻發生並引起壹場惡性循環。通貨膨脹自己滋養自己，貨幣貶值引起物價上漲：物價上漲使預算赤字增加，預算赤字增加反過來又用發行通貨膨脹性質的紙幣來彌補，這就又引起壹場新的物價上漲浪潮。貶了值的信用貨幣再也無法從流通中抽回來。凡是能夠把這種貶了值的貨幣脫手的人都盡量越快越好地把它脫手，而去貯存真實的價值：黃金、外匯、珠寶、藝術品、實業股票、不動產等等。最受打擊的人是依靠工資過活的人（75）。
當國家的開支由於戰敗，由於支付占領費或賠償費等等，最後遠遠超過了收入的時候，就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貨幣的貶值即使不與時俱增也要與日俱進。銀行券的發行以天文數字為單位，貶值速度比印刷速度還要快，交易減少了，或者是退回到以貨易貨。實業家如果把他的商品拿來同這樣貶了值的貨幣進行交換，便會冒再也不能把資本收回、再也不能實現剩余價值的危險。因此他的商品便全部被從市場上抽回去，囤積起來，這就會引起經濟停頓和貨幣的徹底崩潰。
購買力，貨幣流通和利息率
由於利息被認為是“銀錢的租金”，由於利息被假定為由現金的供和求來決定，人們便試圖研究壹下流通貨幣總額同利息之間的關系。這是忘記了這樣兩點：利息率是由現金資本的供和求決定的，而流通中的貨幣要想變成資本，必須具備壹定的社會條件。實際上，從社會角度來看，流通貨幣總額可以分為二大範疇：
壹、工人、職員和小人物的工薪總額，還有資本家打算供他們私人消費開支的資本主義基金總額。
二、每壹家企業的流通資本總額，尚未用作再投資的利潤總額，尚未使用的固定資本的折舊基金和任何來源的“儲蓄”。
第壹類範疇全然不標誌現金資本的供，而是標誌消費資料的求。第二類範疇既標誌著生產資料的求，又標誌著現金資本的供（76）。只是在上述第二類範疇流通貨幣總額內，利息率才會對被貯存起來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借貸給銀行和工、商企業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才會對所有者直接用來購置生產資料的部分產生實際影響。但是，貨幣資本總額在各種不同用途上的這種分配既非單純、亦非首先由利息率決定，而是由交易的總的發展情況（工業周期的特定階段），由利潤率，由利潤率和利息率之間的比例等等來決定。
“人們不能斷言，貨幣額增長利息率就隨之下跌，貨幣額減少利息率就隨之上漲。此壹或彼壹後果的產生總是由下列事實來決定的：（收入的）所有權的新分配對資本的積累更為有利呢還是更為不利。”
“利息率同在市場上參加交易的個人所握有的貨幣額沒有什麽直接關系；這裏只有間接關系，這種間接關系是通過社會分配中收入和財富的轉移、通過物價來進行的（77）。”
這並不是說，在資本主義的演變中，貨幣額的增加只起次要作用。相反的，貨幣額的增加是資本主義演變絕對不可或缺的壹個條件，理由有二：
首先，作為資本主義特點的生產及生產率，沒有貨幣額的相應增長便不可能有巨大的增長；這種增長同貴重金屬礦在開采方面的波動增減無關（78）。
其次，由於信用貨幣總額和賬面貨幣額的增長影響著物價的水平，它們就決定著國民收入再分配的特殊形式，也就是在任何經濟復蘇初期發生的利潤率上升；沒有這種利潤率的上升，資本主義經濟就不可能復蘇。
米塞斯及熊彼特曾就這種他們稱之為強制儲蓄的現象作了恰如其分的描述（79）。按照馮·米斯的說法，強制儲蓄（即用貨幣貶值來降低工資的購買力）的特點在於它是資本形成的壹個源泉。這兩位作者完全摒棄以剝削為基礎的剩余價值論，但在此地卻間接地承認資本並不是資本家作出儲蓄及付出犧牲的產物，而是資本主義機器強迫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儲蓄和犧牲的產物。
“眼前是壹個階級搶劫了另壹個階級的壹部分收入並把強搶所得儲蓄起來。當這種搶劫終了時，被搶劫者就不能消費不再歸他們所有的資本，這壹點是顯而易見的。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向來就消費他們全部收入的、依靠工資過活的人，他們就無法擴大他們的消費。倘若被搶劫者是壹些沒有搶劫行為的資本家——例如自己的儲蓄蒙受貶值的食利者——那麽現在，在利息率下跌以後，他們就會寧可消費自己的壹部分資本，但是這種消費比起由於自願儲蓄而產生利息率下降時的消費來要多（80）。”
換句話說，而且是令人難以置信地說，唯有利息率下降及隨之而來的損害依靠工資過活的人們（損害工資購買力）的利潤率上升，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真實刺激劑。
台灣共和國共產黨宣傳部 資本主義社會虛擬資本的產生以及對勞動人民所帶來的壓迫
互助與信貸
商業起源於不同村社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信貸起源於同壹村社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不平衡發展。自從畜牧或耕作以私人經營為基礎時起，由於個人同個人間稟賦有別，由於牲畜同牲畜間強弱有別，土地同土地間肥脊有別，由於人類生活或自然環境中的無數事故，不同生產者間的生產便產生了發展上的不平衡。其結果是：壹方面出現了年年有剩余，因而有積累的農戶，另壹方面也出現了在勞動中產生純虧欠（生產所得低於消費所必需和種籽所必需）的農戶。
同壹民族不同生產者間發展的不平衡，並不自動導致信貸的發展。信貸並不是壹種天生的制度，而是壹定社會關系的產物。在原始公社緩慢解體的過程中，牲畜或土地的私人經營方式不斷發展，在很長的壹段過渡時期中，私人經營與合作勞動結合進行。而在以合作勞動為基礎的社會裏，信貸是不存在的。在這種社會裏只有互助關系。壹般情況是：由比較幸運的村社成員去幫助比較不幸的村社成員，前者並不指望通過提供這種幫助得到什麽物質利益。直到現在，許多原始氏族還是這樣。
在北美洲印第安部落達科塔族人之間，食物和狩獵工具的借貸是無償的（1）。在印度尼西亞農村中，借貸糧種、果種、牲畜等等都不附帶利息（2）。馬來亞漁民遇到季節風到來不能出海時，可以從親友那裏無償地借到大米和銀錢（3）。
當原始社會陷於瓦解、交換關系和勞動分工日趨普遍時，同壹村社各成員間不計得失的互助便以勞動時間的經濟為基礎的等價概念所代替。交換價值的生產越是比單純使用價值的生產占上風，無償的借貸和互助便越是被有償的借貸所代替。
新赫布裏底群島居民過去的習慣是：在同壹部族裏，當壹個人把食物貸給另壹個人時，前者並沒有想到通過這種借貸獲得利益。相反的，為了經營商業而借貸貝殼貨幣或木船時，貸方需向借主贈送禮品以資報酬（4）。十六世紀作家阿隆佐·德·祖裏塔和馬裏阿諾·維西亞，關於哥倫布到達墨西哥以前當地居民的生活，曾留下有意義的記述，他們說：在阿芝特克族人之間，借貸也壹般是無償的。但是，在墨西哥某些地區，普遍的習慣是：貨幣借貸則須付給壹定的報酬，例如椰子、金沙、銅片、玉石等等。足見，在原始社會末期，在和生存本身無直接關系的活動領域方面，信貸就和互助產生了分離。
為了保證全體村社成員的生活而進行互助的古老習慣，在村社解體的初期，還繼續在農業社會裏實行了很長壹段時期。在中國，小麥的無息借貸壹直實行到周朝（5）。在最早的吠陀法典、以色列法典，波斯蘭法典、阿芝特克法典以及伊斯蘭教法典中，都可以看到關於借貸小麥和牲畜時，禁止收取利息的規定（6）。紀元前兩千年左右，在古代伊朗的蘇斯，即所謂高級專員時代，在有利息借貸以外，還實行無息借貸（7）。中世紀早期，由寺院發放無息借貸（8）。就連小商品生產業已充分發展的巴比倫社會——這從漢姆拉比法典中可以看到——在實行有息商業借貸的同時，還實行對赤貧者、對病人、對歉收農民的“無償借貸”（互助）（9）。
今天，“在拉丁美洲的許多土著居民村社中，小業主和殖民者之間還在實行傳統的互助；他們進行小額借貸而不索取任何利息（10）。”博埃和耶邁也確認，當“大家庭”制度還在盛行時——例如在印度——，互助就會廣泛地實行（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