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读后感 + 善、仁、利
整本《中国古代哲学大纲》令我惊叹真理的永恒：毋庸置疑的说，中国古代的哲学家们与西方的哲学家们探究的是同样的根本问题。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名与实、时间空间的永恒可分割性、“是”的不同意思、善和仁、和利的关系等等问题的观察与思考都有太多相似古希腊哲学的地方。同时我也不禁叹息：在这一切的问题上，起码就胡适所总结来看，中国各派的观点全都处于萌芽阶段，没有什么严谨的逻辑证明、比较、整合。
让我们来看处于伦理学（胡适称其为“人生哲学”）最中心的，善、利与仁的关系。正像在古希腊及现代哲学中的伦理学一样，善与仁、与利的关系，是贯穿诸子百家伦理学思想的一条清晰的主线。儒家指明了“仁”包括“善”，墨家、杨朱道明了“善”的实质是“利”。但我并没有在此书中看到在中国古代哲学中有谁清晰的阐明了“仁”和“利“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
善与仁
儒家认为善的本质是”仁“：据胡适，“仁” 在孔子伦理学的中心。仁，即尽人道，“完成人格”。之后的儒家也继承了同样的思想：胡适写道，《中庸》最重“诚”，即是充分发达个人的本性: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
而孟子也认为善是人性的充分发达。
他们中间不是没有分歧，例如孔子认为人本性不恶不善，孟子却认为人性本善（这个问题上孟子的思想是有漏洞的：他认为人随性本善，像“水无有不下”，但能因自暴自弃去悖性从恶。但水不能自己去违背本性，没有别的原因的往上流，所以显然，人性本善和“水无有不下”不可能完全一样。）
但共通的是，他们看到了善是人作为人的最大实现，或起码是其不可缺的一部分。
善与利
墨家则探索了善与利的联系：据胡适，墨子把 “善”等同于能应“用”的。随后，别墨则更加直接地提出了乐利主义，说善是
利之中取大，害之中取小。
胡适补充道，这里的“利”并不拘泥于狭隘的个人利益，并解释乐利主义的前提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我不认为考虑他人利益就一定等同于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但重要的是，墨家理解的“善“等同于“利“，而这个”利“不止与自私的利。
同样，杨朱对善的理解也注重利。但他提倡一种为我主义。胡适说杨朱认为
一切有生命之物（包括植物动物），都有一个“存我的天性“。
杨朱认为，对我最好，也就是让我最自在的，就是善。（同时他加上一句，要保证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
虽然墨家和杨朱对什么是“利”的理解如此不同，但两派都明白了善一定是最有利的。
仁与利
那么，“仁”和“利”是什么关系呢？
在《中国哲学大纲》中，胡适应该是认为，儒家和墨家/杨朱对道德是来自两种有着根本性不同的角度的，一派重“动机”（即“仁”），另一派重结果（即“利”）。
万幸的是，我们还有古希腊哲学：亚里士多德说通了利和仁。我试图在此粗略地呈现亚里士多德对两者关系的洞见。
就“利”来说，即便我们把利定义为“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从而选择凡事考虑大家，推动这个选择的根本也肯定是“这样做更好”。这是因为选择的本质正是趋利避害（亚里士多德）。
那么，利是谁的利？对谁来说的更好？这在我的个人利益和对的事情不冲突的情况下似乎看不太清。所以让我们聚焦在义与我自己的明显利益发生冲突的情况。放弃自己利益的无私举动，似乎明显是对他人的最好。可是，为什么我要如此选择？什么促使我在这个处境中选择放弃自己的利益，作无私的举动？大家的更好，与我有什么关系？可能某人此时会出来说，因为为大家的利益着想是最道德的，那样做是对的。但这里不言而喻的岂不是最道德的、正确的对我比那我要放弃的一时的利益更好吗？我之所以能放弃自己的狭隘利益，是因为我看到了行义比自私对我更有价值。
为了更加固选择的本质是趋利避害的一点，让我们试想一下一个试图秉承趋害避利而生活的人。他这样做的原因，一定是因为觉得这样起码在某一方面比趋利避害更好--对他更好，而这方面的好大过趋利避害所得着的“利”。那么他的选择还是朝向更好。如果他对更好的理解实在扭曲了--如果他楞说一切的“更不好“是更好，那么他还是逃脱不了追求“好”的。既然趋害避利的动机只能是趋利避害，那么可见趋害避利是自相矛盾的。
所以，所有的“利”都是我的”利“，是对我最好的。以此来看，杨朱一辈的错误就显而易见了：他正确的认识到了善等同于自己的“利”，但对自己的“利”是什么上出了偏差。这种情况类似一名精神病人，实在觉得永不饮水对自己是最好的。
那什么是对我最好的呢？在哲学的层面上，我们又能依据什么来说，杨朱等实在窄化了我的“利"呢？这里亚里士多德引导我们看到，一个东西的好取决于它是什么东西。比如适合牛吃的饲料不一定适合狗吃，而决定干草是否好作为食物的因素是这个动物是牛还是狗。那么断定什么是我的好的，就是我的人性了。也就是说，我的“利”是我作为人最大的实现、发达--这就是儒家所说的“仁”。
“仁”具体包括什么，什么是对人最好的，并人应该如何活，是哲学的一大分支（这就是伦理学）。我不妄想在此解释伦理学，也就不严谨的论证具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了。我在论坛上有简单介绍亚里士多德的“德”，欢迎了解。常识也说我们都多少对“仁”为何物有一定的直觉，而常人对杨朱的反感就来自于此。在此，我只希望阐述清楚仁与利的密不可分。
结论
总结来说，仁、利、善交织的关系，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只找到了一部分。我感到中国哲学在这个问题上，就像是在所有别的哲学问题上，都是刚刚起步，懵懂地摸到了真理的一些方面，却没能清晰的把这些散碎的直觉和思考拼成完整的图画。在伦理学中，比如《中庸》提倡的合乎中道、荀子所说的“用礼义音乐来涵养节制人的情欲"（胡适），也都在亚里士多德的伦理中得到了充分的阐述，一切有理有据。
最终，不论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研究的深浅，他们提出的问题、作出的观察和西方哲学如此一致的事实是值得关注的。对此最合理的解释，是哲学问题像科学问题一样是关于客观世界的，是永恒的。
作为现代的中国人，我也欣慰的得知了自己在研究这些本以为独属西方哲学的问题时，原来是在与祖先们探究着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