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獨立工會 寫於 二零二一年
這幾天許多人轉發過來張維迎的《市場經濟與共同富裕》一文給我看。我今天早上看了一下，作了一個如下的點評。
張文一開始就說：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去捍衛，如果沒有市場經濟，就不需要經濟學家了。
這話就好像在回答我這些年在與人辯論時所提的一個問題似的。我的那個問題是： 如果自由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安排好一切經濟活動，那麽還要經濟學家們幹什麽？ 經濟學家們早就會全部下崗了，為什麽他們至今還在為各種問題而絞盡腦汁，爭論不休呢？
現在張的意思就是說，市場經濟之所以需要經濟學家，不是因為市場經濟有問題，而是市場經濟需要經濟學家們來捍衛。
我的天，這也是太能說會道了吧！
首先，張維迎在這裏混淆了兩個概念：一般的市場經濟與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
像張維迎等這些人口中所說的市場經濟，實際上是以私有製為基礎的，不受國家調控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而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已。
所以，在下面的點評中，當我批評張維迎們所講的“市場經濟”時，我指的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這也符合張維迎們的本意。
許多人會說：市場經濟就是以私有製為前提的，所以說市場經濟必然就是私有的和自由的市場經濟，否則就沒有市場了。因此根本不用提自由私有製的定語，直接說市場經濟就夠了
市場經濟與私有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兩個不同的概念，不能混混為一談。
市場只是人們交易的平臺，它並不一定需要私有製為基礎的。我在多年前所寫的“ 關於中國經濟的對話” 的有關章節中澄清過這個問題。實際上，市場經濟的基礎是分工，而不是私有製。
因為人的需要是多樣化的，而分工卻使大多數人從事一種產品的生產，許多產品還只是生產鏈上的中間產品，或者是生產者畢生都不曾用過的產品，那麽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是如何才能滿足其自己和家人的多樣化需要呢？
這就需要有市場的存在。在市場這個平臺上，從事單一產品生產的生產者以貨幣為媒介，買到自己所需的產品，從而滿足其生活的多樣化需要。這樣的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不管是國有製還是私有製，分工越發達的地方，市場就越發達。相反，在分工不發達的時代和地方，市場也就越不發達，比如在男耕女織的自給自足的地方和時代，盡管是私有製和自由經濟，沒有任何國家的計劃經濟，但是由於分工不發達，所以市場也就很不發達。
可見，市場是社會分工的產物，只要分工存在，不管什麽所有製，都需要市場做交易的平臺。誰反對過這樣的市場經濟呢？ 沒有的。
既然根本就沒有過人反對這種一般意義上的“市場經濟”，那麽張維迎所謂的“捍衛” 豈不是與風車作戰嗎 ？
張維迎們所捍衛的其實是私有的資本主義自由經濟。但是他沒有這樣說，要麽是他自己還不清楚，要麽是為了混淆視聽，包裝一下。
以公有製為基礎的社會主義經濟也需要市場經濟的平臺來交易產品，以滿足每一個社會成員不同的多樣化需要。但這並非張維迎所要的“市場經濟”，所以張維迎籠統地用“市場經濟”一詞，並不嚴謹規範。
張在該文中繼續說道：經濟學家們之所以要捍衛“市場經濟”、（註：他的本意其實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是因為他認為他所謂的“ 市場經濟” 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平等的一種製度。
張維迎這個的話既不客觀也不中肯了。
難道中國那些的十億百億千億富翁們與千千萬萬個楊改蘭們是非常平等的嗎？ 這是睜眼說瞎話呢。
當然張維迎們會說，他們所說的“平等” 並不是結果的平等，而是起點的平等。就是說，他們認為，資本主義私有的市場經濟可以給每一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按張維迎的話就是可以使出身貧寒的窮光蛋也能變成百萬富翁。
起點平等？ 難道中國楊改蘭們的孩子與王健林的兒子和柳傳誌的女兒都有起點的平等嗎？ 都有變成億萬富翁的平等機會？這是哄鬼的瞎話。
張維迎還說：正因為市場經濟是平等的, 所以招致了特權階層和既得利益集團的反對。
現在的資本主義社會中，既得利益集團是誰呢？ 不正是千千萬萬個資本家富豪們嗎？ 他們的熏天財勢讓他們擁有的特權不正是來自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嗎？這些利益集團怎麽能會反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呢？這不是胡說嗎？
在市場經濟中，特別是在張維迎們所主張的不受幹預的完全市場經濟中，連看病都成了有錢人的特權, 沒有錢的人只能等死。硬說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平等的，這並不符合事實。
張維迎接著又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是出於無知。包括愛因斯坦，羅素那樣的人和一些經濟學家，他們反對市場經濟都是中了科學主義的毒，是無知。
我首先需要再次澄清一下：愛因斯坦也好，羅素也好，他們所反對的並不是一般的市場經濟，而是資本主義經濟。
至於誰更無知，說清這個問題需要的篇幅太長。因為張維迎的文章已經很長，我不能全部都作深入點評。
至於張所說的第三個原因，說反對市場經濟的人都是出於嫉妒，這純屬他個人的猜想而已。這樣的話題過於無聊, 略過。
下面就到了張維迎所講的：
“從歷史看市場經濟的奇跡”這一節了。
這大概是張維迎自己最得意的重點章節了。
這一段張維迎講的很長，但是可以一言以蔽之，即張維迎認為：人類目前的巨大物質財富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都是近200年來的市場經濟所創造的成果。
在張維迎看來，今天的人類社會之所以能取得這樣大的物質文明成就，並不是現在的人們比古代人更聰明了，也不是現在的資源比古代更多了，甚至也不是由於科學技術進步了，而是市場經濟的功勞，完全應該歸功於市場經濟。所以張認為現在人類的物質文明成就完全是市場經濟帶來的奇跡。
我認為，張維迎說的不對，犯了歸因錯誤。
實際上，人類物質文明在近代的大幅度提高，是科技進步與工業革命帶來的。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也不會有汽車輪船，更不知道如何利用地下資源了，那麽，即使再有更多的陶朱公，沈萬三們的商業努力，也不會讓人類擁有現在的物質文明的進步，更不會提高全社會的生活水平。
就像如果沒有萬維網的發明者Tim Berners-Lee，那麽再有一千個馬雲，一萬個李彥宏，也不會有互聯網經濟一樣。
所以人類現代巨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完全是科技的進步與工業革命的成果。而這種科技進步正是人類的認識革命帶來的。現在一個中學生所擁有的科學知識，遠遠超過了中國諸子百家的知識總和。從知識擁有量來衡量，完全可以說現代人比古代人更聰明了。張維迎說現代人並沒有孔子們聰明是錯誤的。
另外，以私有製為基礎的商品經濟，也並非是近200年的近代產物，而是古已有之，很長歷史了。比如在中國的商代，商品經濟已經很流行了，殷人就是因為善於貿易活動而崛起的，所以被稱為商人，建立了商王朝。實際上，不但中國的歷代歷朝不缺從商而富的百萬富翁億萬富豪 ， 比如陶朱公呂不韋沈萬三們，而其西方國家特別是中東阿拉伯國家和地中海沿岸國家的商業活動也有上千年了。然而，在科技進步帶來的工業革命以前，這上千年的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並沒有給任何國家帶來什麽重大的物質文明的進步。以中國為例，中國的清朝人與2000年前的周朝人的生活水平沒有什麽大的區別。這說明了，私有製和商業活動在二千多年歷史中，並沒有創造什麽物質文明的巨大進步和奇跡。不論是中國的商人，還是地中海國家或者阿拉伯的商人，他們的商業活動並沒有帶來巨大的物質文明的奇跡。
顯而易見，如果沒有科技進步和工業革命，人類現在還在用手搖紡車織布。商品經濟和私有製也許可以使沈萬三們有穿不完的綾羅綢緞，卻無法讓天下人都可以免於貧寒。
實際上，中國到了清朝時期，盡管中國已經有了悠久的商業歷史，也有過許多商品經濟所創造的富豪們，但是由於沒有科技進步所帶來的工業革命，中國社會的物質文明並沒有什麽起眼的進步，特別是社會的整體生活水平與2000年前的周朝一樣，沒有什麽不同。
張維迎又繼續侃侃而談，說在市場經濟中，因為私有製，私人老板需要對利潤負責，所以就會對產品質量等等負責。文中雖然說了一大堆，大都是在復製亞當斯密們的陳詞濫調。
當然，在張維迎這樣的市場經濟的迷信者們看來，市場經濟可以自發地擺平一切，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因為私人企業家需要對自己的利潤負責，即使出於私利也一定會對自己的產品的質量等等負責。
這個觀點與事實是不符的。實際上，自從中國實行了私有化自由市場經濟以來，假藥假酒假蜂蜜假奶粉等等層出不窮，無不是出於私人老板們對利潤的不懈追求而來的。為了利潤，不惜偷工減料，造出的豆腐渣工程觸目驚心，可謂罄竹難書。而且，為了在市場競爭中取勝，還導致了劣幣驅逐良幣，在許多行業普遍競相降低了產品的質量，比如自來水管，使得廉價的有毒的水管通往千家萬戶，很多假冒偽劣產品，比比皆是。這是所有中國人每天都看見的事實。
所以，作為一個人，起碼要事實求是，不能為了個人利益而信口雌黃。
如果硬說這些事的發生，不能怪罪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而只能怪國家監管不到位，那就是強詞奪理了。實際上，當把這些問題歸因於國家監管不到位時，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的自發機製或者“看不見的手”是無法解決這些問題的,是失敗的。
張維迎這裏的觀點來源來自亞當斯密們。亞當斯密的兩本書，我上大學以前就看了。亞當斯密其實只是在一個簡單的思考層次上說過：國家和教會不用教育商人們任何商業道德規範。因為，在亞當斯密看來，商人們出於自己的私利，也會盡量把事情做好，把產品質量搞好，不會弄虛作假，坑蒙拐騙的，因為那樣會砸了自己的牌子，所以，完全不用去管，市場經濟的看不見的手也會讓為自己打算的商人們出於自私自利的目的而做出有利於他人的商業活動。
不知道為什麽，亞當斯密如此簡單淺白的見解，為何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中引起如此廣泛地共鳴？說實話， 亞當斯密這個觀點其實與中國農村的老年智者們的思考水平一樣，只包含了一部分相對合理的成分而已。可能正因為其膚淺明了，所以被中國人廣泛接受。 張維迎只是其中之一。
現實生活已經證明了亞當斯密的這個觀點太樂觀，太簡單，太天真了。實際中的商業世界充滿了欺詐；假冒偽劣，坑蒙拐騙，弄虛作假層出不窮。
但是，這都不是主要的，還不是亞當斯密們的理論的根本缺陷。
在我看來，還有另一個更基本的問題則是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所沒有觸及到的。
這就是：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必然失去平衡，導致了生產過剩和經濟下行。
這個機製完全是數理邏輯的問題，與商人們的道德水平如何，或者政府是否嚴管都沒有關系。 因為資本主義經濟本身就包含有一個基本悖論，導致了資本主義經濟在其自我機製的作用下，一定會發生相對過剩，這已經成了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瓶頸。
這個問題是我提出來的。解決這個問題需要理科思維，需要從系統論和動力學的觀點去分析觀察問題，讓經濟學從政治啦人性啦道德啦心理啦等等文科範疇內走出來，成為一門理科學。其實經濟學在西方的大學已經被歸到理科了。而中國的經濟學人，尤其張維迎那一代，當年考大學時都是文科生，善於言辭，但思維只能停在事物的表層，無法深入，也無法處理稍微復雜一點的邏輯關系，所以他們反對“科學主義”進入經濟學，就很容易理解了。他們只能拉來像亞當斯密那種粗淺的初級經濟學作為自己的虎皮唬人，靠販賣亞當斯密的牙慧混飯吃。
然而，他們的觀點雖然膚淺簡單，卻容易被一般大眾所接受。因為一般人只能接受憑直覺和經驗就能理解的東西。所以，越膚淺的東西越受眾廣泛。而理科理論則需要推理和思辨能力, 不容易為大眾所理解和接受。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維迎又羅列了改革前，中國經濟的種種現象，以證明改革後市場經濟的巨大成就。這其實反映了中國經濟學家們的思想狹小。因為，中國經濟的並非只有改革前與改革後的兩種選擇，還有其它選擇的。
至於改革前的中國經濟的種種問題有很多原因，其中一個原因就是中國改革前的經濟性質，至少對於中國的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來說，依然是資本主義經濟的，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盡管它是計劃經濟，但這種計劃與富士康的計劃一樣，仍然是資本主義。所以，改革前的中國的貧窮等等，主要是為追求國家資本的積累而壓製勞動者的收入這樣的資本家的理念造成的。改革不過是從國家資本主義走向了私人資本主義。
然而，中國的改革智囊們，卻認為中國的經濟問題是由於缺少了資本主義殘酷剝削造成的，所以他們的改革就是要中國補上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課，開始了“補課論”指導下的改革。
深入討論這個問題有點大，這裏就不展開談了。還是讓我們回來看看在張維迎在這篇文章中還談了什麽。
張維迎在文章中說到：“政府和慈善組織在解決貧困問題上是可以有所作為的。但我們必須明白，扶貧的錢形式上是政府或慈善機構給的，本質上是企業家創造出來。政府和慈善機構能做的只是把財富從一部分人手裏轉到另一部分人手裏，不可能無中生有。正是企業家創造了財富”
對此我要簡單說幾點：
（1）如果承認政府可以通過二次分配解決社會貧困問題，那麽就等於承認了自由市場經濟會產生社會貧困問題的，而自由市場經濟卻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導致了貧富懸殊的加劇，導致了貨幣沈澱，商品過剩，市場蕭條，爆發經濟危機。
我認為正是自由市場經濟本身的這些問題，才催生了現代經濟學，而不是張維迎所辯稱的那樣：因為自由市場經濟太美好了，所以需要他們這些人來領薪捍衛之。
（2）政府二次分配所轉移支付的資金是來源企業，但是可以來源私有企業，也可以來源國有企業呀，並非離開了私有企業，國家就沒有了財政收入。相反，在中國，目前的私有企業的產值早已已經超過了國企，但是納稅卻少於國企。以中國製造業500強為例，在2013年製造業500強中，國有企業以66.65%的收入份額貢獻了85.07%的納稅份額。國有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率為8.69元，是民營企業的百元收入納稅的3.05元的2.85倍。（數據來源杜建國）
這沒有什麽奇怪的。私企天性是不願意繳稅的，所以私企普遍偷稅漏稅成風。國企除了依法交稅，還應該繳納稅後的利潤。各國的國企的利潤都是國家的社會保障和公科教文衛等等開支的重要來源。如果聽從自由經濟派的主張，全面私有化，市場化，小政府，少收稅，那麽別說社會保障製度，而且全國的公教科文衛的開支都必將萎縮，包括張維迎所在的公立學校也要關閉了，只有到私立學校去就業。
問題是這樣的私有自由市場經濟的理想國，會產生嚴重的經濟問題，導致了宏觀經濟在整體上失去了平衡。國家的二次分配不僅是為了緩解私有化經濟所帶來的貧富懸殊社會問題，也是宏觀經濟整體保持自我平衡的主要手段，具有重大的經濟學意義。在我看來，高稅收~高福利不但提高了社會進步指數，而且對於維持貨幣循環，保持宏觀經濟的整體平衡也是至關重要的。二戰後，西方國家之所以能夠克服過去周期性發作的生產過剩危機，享受了多年的經濟繁榮，從而進入了富裕社會。正是因為西方國家放棄了過去的小政府大市場的政策，實行了大政府的國家幹預，從而克服了自由經濟周期性發生的經濟危機的破壞，才取得了這樣的進步。可以說，一個國家的二次分配在GDP中占比越高，經濟的自由程度就越小，社會貧富差距也越小。這是西方國家在財政上實行了社會主義的幹預政策帶來的。然而給西方國家帶來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宏觀經濟政策，卻是與西方國家的私有企業製度的經濟體製相矛盾的，所以在經濟上造成了西方國家的資本外逃，在政治上造成了的兩黨激烈鬥爭，引發了社會撕裂。
但是腦子被資本主義企業經濟的生活經驗所籠罩的井蛙們是看不到這一點的。他們誤以為西方國家的富裕是資本家們殘酷剝削積累的結果，所以主張補課論，即讓中國補上資本殘酷剝削的課，只是現在給這個資本主義補課論包裝一個市場經濟的名稱而已。
總而言之，通過政府的二次分配介入，進行經濟調節，就已經不再是自由經濟了，而是受調控的市場經濟。這是全世界的亞當斯密和哈耶克的信徒們所堅決反對的。
張維迎還以財富排行榜上的富翁排名會換人的“ 垂直流動” 為由，來證明其私有製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只有階層，沒有階級，可以讓收入更公平，所以張維迎據此斷言：私有製的自由市場經濟是最公平的製度，是唯一能實現共同富裕的獨木橋。
我不知道中國首富從王建林換成馬雲，與中國月收入不到一千元的六億人有何關系。印度，印尼，墨西哥，海地，等等上百個國家，一直實行的是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很多年了，他們的首富也換過多次，他們因此實現了共同富裕了嗎？
即使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也不是皇帝永遠是一家的，地主也不會永遠是地主。貧民朱元璋也做了皇帝，難道那時中國就是只有階層，沒有階級的共同富裕社會嗎？
張維迎最後引用“賣拐”小品節目，說反對私有化的自由市場經濟的人都是“賣拐者”, 把健全的市場經濟說成是疾病纏身。實際上真正的賣拐者是在販賣私有製的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拐，還把這個拐包裝成了通往共同富裕的獨木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