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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 WASSERSTROM
6:00 AM ET
"现在生活在中国是很困惑的，"小说家阎连科说，"因为这会让人感觉像同时在朝鲜和美国。" 我记得三年前在上海郊外杜克大学校园的一次圆桌讨论中，他说这句话时，我微笑着点了点头。短短一句话，他就抓住了中国看起来是多么的特殊和陌生--一个既有古拉格又有Gap店的国家。
阎的发言凸显了对中国进行分类的挑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样的作为所震动。在某些方面，习近平--他在2012年成为共产党领袖，并在第二年成为中国领导人--似乎正在将国家带向倒退，而在其他方面，他则表现为一个外向型的自由贸易者，能够通过宣传全球化和与北京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来打动达沃斯的人群。
部分出于对习近平的计划和优先事项的误解，一些外部观察家认为他将成为俄罗斯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模式的改革者。相反，他的决定--钳制不同意见、取消制约其前任的任期限制、建立人格崇拜--更像俄罗斯总统普京甚至朝鲜的金正恩。在这一过程中，他集中了比毛泽东以来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更多的权力，同时还做出了其他一些举动，比如将对孔子的敬意与穿上军人装束和越来越多的头衔混合在一起，这让人想起了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
这些比较是不完美的，习近平显然不像之前的任何一位中国领导人，也不像其他地方现在的任何一位掌权者。然而，在思考他与其他强人和独裁者的相似之处时，我最近开始困惑于他与众不同的一个具体方面：缺乏一本对他的一生进行深入细致地观察的英文传记。
在一家库存充足的书店里，你可以找到多本普京传记，分别于2019年与2020年出版的金正恩传记，还有菲律宾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尔特和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的传记。如果你的目标是买一本关于中国几十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一个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的生活的同类书，你会一无所获。
当然，关于习近平的书是有的。它们并非实质性的、仔细的传记，而是属于其他三类中的一类：为国内消费而出版的中文杂记；同样是中文书写的八卦和缺乏资料来源，以帝王秘史为脉络，不能在大陆销售；以及封面有习近平名字，但不是专门描述和评价习近平生平的各种语言作品。关于中国领导人的深层文章长篇简介和播客集只有几部值得注意的作品。尽管这些作品揭示了习近平生活和个性的重要部分，但令人震惊的是，鉴于习近平近十年来掌握的权力之大，值得一提的作品屈指可数。
为了了解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明显的短缺，我向那些一直以书籍以外的形式报道习近平的记者和研究者征求意见，或者试图解释与习近平有某些共同特征的当代人物的生活（与我交谈的两个人都符合这两类）。当然有很多因素在起作用，包括缺乏既了解习近平又会坦率地谈论他的可靠消息来源（"我们需要一个叛逃者！" 写过习近平简介的《纽约客》参谋Evan Osnos告诉我），以及普遍缺乏与中国领导人接触的机会。《纽约时报》报道中国的Steven Lee Myers是普京传记的作者，他指出，虽然俄罗斯领导人 "非常警惕，尤其是对外国媒体"，但即便是他，也 "经常与记者和其他人见面，接受提问并详细回答"。相比之下，习近平 "几乎从不接受提问，哪怕是友好的提问"。《华盛顿邮报》前北京分社社长Anna Fifield最近为金正恩写了一本传记，她告诉我，对于作家来说，习近平可以说是 "和金正恩一样难缠的目标"，但写中国领导人的 "门槛""更高，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应该能更多地了解他"。
还有其他问题。美国大学政治学助理教授Joseph Torigian告诉我，习近平 "上台前的决定性特征是他的谨慎"。他还指出，对精英政治的研究，至少在传记意义上，在学术政治学中已经过时了。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还有一个恐惧因素--担心写一本关于习近平的批判性书籍可能会导致未来进入中国的困难，更不用说去实现其他形式的在线和现实世界的目的。（近年来，有五名与出版有关中国领导人私生活的揭露文章有关的香港书商被绑架，并被带过边境带到中国大陆，或者在一个案例中，被从泰国带走）。
在涉及中国领导人时，情况并非总是如此。例如，习近平的前任之一江泽民就愿意接受美国电视节目的采访。而最近的中国领导人胡锦涛虽然没有大型的英文传记，但这主要不是因为胡锦涛的不可捉摸。历史学家John Delury和Orville Schell合著了一本介绍众多中国标志性领导人和思想家的书，他告诉我："有些人对于传记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也许毫不奇怪，胡锦涛并没有被列入Delury和Schell的书中。
习近平远非无趣。在他的统治下，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影响力迅速扩大；他导演了新疆西部地区对维吾尔族穆斯林的大规模监禁；北京大大扼杀了大陆和以外地区的新闻自由和对中共的批评。在他的注视下，香港这个表面上的自治城市的自由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事实上，在2017年的一次访问中，他主持了香港回归以来在这座大都市举行的最大规模的阅兵式。
因此，我对没有一本关于习近平的英文书这个问题的兴趣，不仅仅是一种游离的困扰。其一，对习近平的了解如此之少，真正了解他的人愿意谈论他的人如此之少，这说明了习近平监控的钳制程度。
然而，这种传记的缺乏也有更广泛的影响，特别是对与习近平和中国打交道的国家（也就是所有国家）。他掌握的权力比他的任何一位直接的前任都要大得多，因此对他的了解远比对他们的了解要重要得多。在一个大国，与处于人格崇拜中心的任何一个人达成一致也是至关重要的--即使如《洛杉矶时报》北京分社社长Alice Su告诉我的那样，习近平的崇拜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不如毛泽东的崇拜那样能产生强烈的情感。
不幸的是，这种对习近平的信息真空和无法接触到他的核心圈子，导致了一对表面上吸引人但最终有问题的思考方式。
第一种方式，在习近平刚接任中国领导层时很流行，就是抓住一些传记上的小插曲作为证据，证明他将是西方许多人一直希望的那种在北京上台的领导人：一个政治改革者。一些早期的评估--由于作者的高调和作为普利策奖得主的中国问题记者的地位，阅读量最广的是Nicholas Kristof--强调习近平的父亲曾是邓小平的自由派顾问。Kristof等人声称，这意味着改革主义倾向是习近平 "基因 "的一部分。这些与其他传记片段相结合，支撑了习近平将放松对中国控制的预测。最终，在从香港到新疆等问题上，这被证明是极不正确的。
第二种方法强调了他人生经历的另外两个方面：他在毛泽东时代成长的事实；以及将焦点从讨论他父亲的政治倾向转移到他父亲的崇高地位上，即习近平可以被认为是神圣的中国革命老人的儿子中 "太子 "群体的一部分。因此，人们传达出这样的观点：我们真正要了解他，只需要把他当作过去中国专制者的升级版。这种观点被质疑的是，与毛泽东不同，习近平对群众运动和阶级斗争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也没有迹象表明他在培养家族成员来接替他。
中国现在发生的很多事情都不能归结为个人的个性和人生经历，近几十年来关于中国的很多优秀作品都是由学者和记者自下而上的草根方式完成的。
但对于一个在某些方面如阎连科所说的，既让人想起朝鲜又让人想起美国，似乎同时在向后倒退又向前突进的国家来说，把习近平当作一个完全新颖的人物或完全开倒车的人物是行不通的。现在是时候了，我们应该比我们的现在有更好的认识--即使要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是什么让这位专制的、强硬民族主义的、对秩序痴迷的强人掌管中国。